此后，陶又到英国、法国、德国、埃及、印度等28个国家和地区，与海外众多的抗日及其他团体建立联系。所到之处他都通过演讲、写诗、广播等各种形式团结当地华侨及各阶层人士，宣传抵制日货，援助国内抗战，向各反侵略的民族致敬，歌颂抗战英雄，并把演讲、募捐所得的钱物、药品通过宋庆龄等人转送抗日根据地。
    通过陶氏两年有余的海外工作，加之国内及整个世界抗战形式的变化，他亲眼看到华侨从分门别户，甚至相互打斗到统一；从个别援助到集体合作，踊跃献金救国，中国的国际地位也因抗战而得到提高，由被人轻视转到受人尊重，国际上对中国的抗战也由消极同情转向积极援助。
    1938年9月1日陶经过在世界各国两年多的奔波回到香港，与邓颖超一起出席香港各界代表的欢迎会，会上他做题为《国际形势与中国抗战》的演讲道：“美、英、法、苏都由各人自扫门前雪走上集体安全，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正在联合起来打强盗，世界各国都因中国的抗战而由看不起转至敬佩中国。只要中国、美国、印度三个地方都不买日本货，日本经济就要跨下来”。他指出：“决定最后的胜利的因素是我们团结到底，奋斗到底，抗战到底……中国的唯一办法就是：中国人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注：陶行知：《国际形势与中国抗战》，《救亡日报》1938年9月6日。）
    陶行知在香港逗留期间，还应各团体邀请去演讲，动员香港各界支援内地抗战。至此，在海外两年多的宣传和动员结束，但他抗战的热情未减，转身即投入到国内艰苦卓绝的抗战洪流之中。
    五艰苦卓绝时期的抗战
    陶行知回国后被选为国民参政员，很快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扎实的抗战工作。
    他到武汉时看到正忙于撤退，而新安旅行团却坚持在那里做抗战宣传，便写诗称赞他们是“一群小好汉，保卫大武汉”；称赞伤兵是“真正的英雄”；鼓励川外战士“千军万船下长江，肃清海盗造新帮”；写诗祝回教救国协会广西分会成立，提出“同胞不分回和汉，创造中华大民族”；主张“文人不再相骂，武人不再相打！联合起来，创造新天下”。（注：陶行知：《一群小好汉》、《一位伤兵》、《怀川外战士》、《祝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广西分会成立》、《文武同化歌》。分别见《陶行知全集》第7卷，第773、775、789、790、791页。）
    1938年10月4日晚陶在出席汉口战时儿童保育院欢迎茶会上说：“不要把保育难童的工作认为是慈善事业，应认为是保育中国的幼年主人，与将士在前线捍卫国家一样的重要……沦陷区和战区的儿童有两千万，保育工作尚须努力开展”。（注：陶行知：《在战时儿童保育院欢迎茶会上的讲话》，汉口《新华日报》1938年10月5日。）
    10月28日至11月6日陶参加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会议，他提出《赶快建筑西北大铁道案》以保证困难时的军需；提出《建立志愿兵区以补兵役法之不足案》，备陈抓壮丁的危害，主张“采用志愿兵制，使人人都愿为中国死，知为中国死，能为中国死，则中国自然活起来”（注：陶行知：《建立志愿兵区以补兵役法之不足案》，《陶行知全集》第4卷，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53页。），并主张推行抗战教育。11月28日他又在广西临时参议会议长李任仁招待日本反侵略作家鹿地亘夫妇的宴会上发表演说。12月8日国际反侵略运动中国分会举行茶话会招待广西各界人士，陶以理事身份出席，周恩来应邀在会上发表演说。12月底，为建立晓庄研究所，他经桂林、南宁、龙州、镇南关、越南到香港去筹款，途中他草就创办第二家乡的意见书，建议白崇禧发起创办，以使“远游诸子各得其所，精进不已，而且近悦远来，未始非国家爱护选拔真才之一途”。（注：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8卷，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500页。）到港后，他即应香港华侨回乡服务团训练班之请做演讲，指出回乡服务“一要有正确的政治认识，二要带技能回去，三要有刻苦的精神”。（注：陶行知：《回去怎样工作》，《东江》创刊号，1939年1月13日。）
    1939年元旦汪精卫露出了汉奸面目，陶与在港的国民参政员张一麐、胡文虎发电请国民政府罢免汪的议长职务。元月6日，陶写诗《除夕除秦桧》并随函寄至陈诚，表示支持国民政府对汪精卫的处置，陈诚回函说该诗“痛快淋漓，不减阵前三军持械横扫时也”。（注：陈诚：《复陶行知函》，《陶行知全集》第8卷，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516页。）陶针对某些侨胞对抗日的怀疑心理对记者说：“我国绝对不会中途投降，必定抗战到底，以争取最后之胜利”（注：林焕平：《抗战到底绝对胜利——与陶行知先生一席谈》，香港《大众日报》1939年1月6日。），并做诗《新年有感》赞颂带领儿孙三代抗日打游击的赵洪文国老太和献金救国的小学生李溢屏。不久他又写诗《学习岳母》号召中华男儿做不拜金牌诏的新岳飞。元月10日，陶对香港《申报》记者说：单凭热情爱国还不够，还要有勇气，有办法。元月12日，他出席中国青年记者学会理事联谊会并作题为《抗战中的新广西》的演讲，先后引用蒋介石、白崇禧、周恩来、陈诚等人的话，说明衡山会议后广西在政治、民运、军事、经济、教育、文化、民族团结各方面的变化。（注：奇卓：《抗战中的新广西——陶行知在中国青年记者学会新年联谊聚餐会上讲话》，香港《申报》1939年1月13日。）陶高度赞扬“第八路军办事人除了衣食而外，每月每人一律二元钱零用，军队公推朱德将军吃肉，他才有肉吃”（注：陶行知：《在大转机中活跃的广西》，《战时教育》第4卷第1期，1939年2月25日。）的崇高精神境界，介绍了他所知道的许多动人事迹，鼓舞香港各界支援祖国抗日。
    1939年5月陶为在后方组织兵源做了许多工作。5月1日他在欢送三峡志愿战士大会上演讲指出必须各界联合起来才能取得最终胜利，并当场赠诗勉励战士。为使志愿军解除后顾之忧，他认为“必须有‘志愿捐’来配合‘志愿兵’”，并于5月3日将这一建议和他起草的《志愿捐公约草案》连同他所捐的50元寄至三峡实验区优待委员会。他在信中说：“行知本人自5月1日起照约每月志愿捐五十元，由贵会支配发给志愿战士家属。”（注：陶行知：《致三峡实验区优待委员会》，《陶行知全集》第8卷，第529页。）这在他当时办育才学校经费十分紧张，收入低微的情形下是十分不易的。5月6日，优待委员会开会通过了《志愿捐简约》，从而为战士安心服役解除了后顾之忧。为宣传这一举措，陶专为此写诗《当兵与献金》：“有力要当兵，有钱要献金，当兵打日本，献金慰劳战士之双亲。”（注：陶行知：《当兵与献金》，《陶行知全集》第7卷，第8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