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史钞的发展十分迅速，《隋书经籍志·史部杂史类》说：“又自后汉已来，学者多钞撮旧史，自为一书。”其中见于记载的著作有：《三史略》二十卷，三国时吴太子太傅张温撰。《史汉要集》二卷，晋祠部郎王蔑撰。《史记钞》十四卷、《汉书钞》三十卷、《后汉书钞》三十卷，晋散骑常侍葛洪撰。《晋略》九卷，晋司空从事中郎荀绰撰。《国史要览》二十卷，宋中书侍郎裴松之撰。《要记》五卷，宋江夏王刘义恭撰。《三史略记》一百三十篇八十四卷，北魏东平王从事中郎刘昞撰。《史记钞》二十卷、《汉书钞》二十卷，梁员外散骑侍郎袁峻撰。《后汉略》二十五卷、《晋书钞》三十卷，梁秘书郎张缅撰。《正史削繁》九十四卷，梁处士阮孝绪撰。《通史要略》一百卷，陈黄门侍郎顾野王撰。
    魏晋南北朝也是编年体史书蓬勃发展的时期，一般来说，编年史叙事是比较简要的，那末，为什么还会出现大量纪传体节钞本呢？这主要因为，汉魏六朝时期，人们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时，比较重视人物在历史进程中所起的作用。而且，自汉代以来，在选拔官吏上相继实行了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这两种制度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要对被选拔的士人进行评论。因此，在当时的社会中，品评人物的风气相当盛行。这一点反映到史学上就是注重对人物的褒贬。纪传体的重点正在人物列传上，所以这一体裁就受到了人们的重视。纪传史虽有不便阅读和流传的缺陷，但删节之后可在很大程度上弥补这一不足，其突出人物的特点却仍旧保留下来。另外，由于纪传体史钞既保存了纪传史内容丰富的长处，又避免了原书的缺点。因此，即使到了编年体日益盛行的后代（两宋至清），人们对历代正史进行删节的工作也始终未曾间断。可以说，史钞的出现，不仅方便了广大读者，还为纪传体的发展起到了辅助作用。
    隋唐时期，官府对私家撰史活动进行了限制，受此影响，史钞的数量比前代有所减少，但却出现了一些佳作，其中最著名的便是高峻的《高氏小史》。
    高峻史书无传，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四，峻为唐宪宗时人，官至殿中丞。《高氏小史》本六十卷，系钞节《史记》到《隋书》正史，以及唐高祖至顺宗实录而成。其子为便于翻阅，将书析为一百二十卷，并增加了宪、穆、敬、文四朝实录的节文。宋代又有一百三十卷本，其后十卷书武宗、文宗时事，为后人所傅益。本书大约亡于元明时期，详细内容已不可得知。但此书在当时以至北宋时期曾深受人们欢迎。这从书成之后不断有人改编和增益就可看出。另外，北宋著名学者司马光也曾以本书作为学习历史的读本，他还极力向别人推荐此书，“使学者观之”。⑥
    宋元明清，是史钞发展的鼎盛时期。其主要原因就是前代史书积累日多，人们“购既不易，读之益难”。因此厌烦趋易之风日益兴盛。对此，许多史籍中都有记载。如宋人章楶在《刊印编年通载序》中说：“史学不讲久矣！”他分析其中的原因时，一针见血地指出：“历史既远，载籍漫汗，学者披文考古如乘桴涉海而欲穷其津涯，未易得也。”司马光也有同感，不过他将批评的矛头指向了纪传体史书。他说：“《春秋》之后，迄今千余年，《史记》至《五代史》一千五百卷，诸生历年莫能竟其篇第，毕世不暇举其大略，厌烦趋易，行将泯绝。”⑦其实，司马光寄予厚望的编年史《资治通鉴》，效果也不理想。《资治通鉴》以二百九十四卷之文，囊括一千三百余年史事，相对纪传史来说，确实简要得多，但一般人仍嫌篇幅过大，因此“士夫鲜有能遍读者”。⑧为此，司马光不得不一再进行删改，先后推出《通鉴目录》、《稽古录》等史书，以满足人们的要求。明代，一般士大夫习史“专以《纲目》性理为课，其号为博综者，不过左、国、史、汉”而止。⑨至清朝，历代正史多已“尘束高阁”，“乃至有叩以廿一史名而指不能屈”著。⑩人们读史多“取诸家纂辑者繙阅之”。
    在这种情况下，史钞自然就成为传播历史知识的重要媒介。宋元明清时期史钞数量剧增，也就不足为奇了。
    宋以前，在图书分类中，史钞属于史部杂史类，学者尚以其为“体制不经”之作。宋元以后，史钞在史学普及中的作用日益明显，学术地位也有所提高。自《宋史·艺文志》起，史钞成为史部中的一个独立门类。
    从《宋史》以下《艺文志》来看，史钞的数量比过去有了明显的增长。然而，历代《艺文志》的记载并不全面，实际数量还要大得多。这一点，我们只要对照一下《全国善本书目·史部史钞类》（征求意见稿），就清楚了。《善本书目》中共记载了一百四十多种宋至清代编撰的、现存的史钞，其中相当一部分未载入《艺文志》。如果再加上那些散佚的，数量就更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