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以后史钞的发展，不仅表现在数量上，编撰方法也比过去灵活了。著者取材时，不再限于纪传体正史。如南宋吕祖谦的《通鉴节要》，明顾锡畴的《纲鉴正史约》，清朱磷的《历朝通鉴辑略》等书，就是以通鉴体或纲目体史书为蓝本删削而成。此外，节取众史稍加变通而成的史书也不少。如明范理的《读史备忘》，叙事自西汉迄唐代，先列诸帝于前，再以诸臣事迹摘录于后，主要取材于正史而参以纲目。顾应详的《人代纪要》，起帝尧甲辰，迄朱元璋吴元年，先记甲子于上，然后记事。资料来源，秦以前取苏辙《古史》，秦汉以后取正史等书。清汪承镛《读史节要》，叙事自盘古至明代，取《通鉴》、《纲目》等书删繁就简，节录主要史实而成。吴绥的《廿二史纪事提要》，上起盘古，下迄明末，于众史中择其大事为纲，概括原文以为之目。
    当然，这一时期删节纪传体正史的工作也未间断，但从质量和影响来看，都不及通鉴体、纲目体的节钞本。其中，唯有《十七史详节》影响较大。
    《十七史详节》二百七十三卷，南宋吕祖谦撰。祖谦字伯恭，历任秘书郎、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于史学甚有研究，尤精于提要钩玄之义，尝著《宋通鉴节》、《吕氏家塾通鉴节要》等书。从《十七史详节》可以看出，吕氏删书确有独到之处。主要表现在，纪传之文叙事极为精练。而且，在精简史文的同时，他还注意保持原书的格局。例如《隋书详节》，就保留了各《志》，只是对其中的内容有所选择而已。象《经籍志》，就节取了大、小序，众多节目则予以删除。因为这些序文虽字数不多，却叙述了唐以前文化学术发展的概况。
    明清时期，从事删史工作的史家日益增多，水平愈来愈高，以至出现了一批专门的“纂辑家”。如清代学者吴存礼曾说：“继《春秋》而后大一统而明予夺者，莫过纲目一书，然而上下数千百年，文成数百万，读者涉大海，茫无津涯，纂辑家就简删繁，名手错出……”（11）清代另一学者陈宏谋在《重订正史约》中，不仅道及了“纂辑家”，并对他们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他说：“昔彭城刘氏论史有三长，窃为纂辑之家盖尤要，才不大无自删繁补略；识不邃罕知提要勾元；而学不正则逞才使识，进退网罗无以折衷于大道。”在他看来，删节史书的纂辑之家不仅责任重大。且要具备相当高的条件，并非一般史家可以胜任。
    以上对史钞的发展作了约略的叙述。最后谈史钞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中的作用。史钞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促进史学的普及上，而一门学科的发展，又与其普及的程度有直接的关系。中国古代史学之所以闻名于世，即得益于史学的普及。
    我们对历代文献作一个粗略的统计就可以发现，在各种形式的史书中，史钞的数量最多。这说明史钞有着广泛的读者，其中甚至包括一些著名的学者。如司马光，早年就是靠《高氏小史》获得历史知识的。（12）再如南宋学者吕祖谦，也很重视史钞的作用。他教授门人时，使用的教材就是自编的《十七史详节》。《直斋书录解题》卷四在论其所著之《新唐书略》时说：“吕祖谦授徒，患新史难阅，摘要抹出而门人钞之，盖节本之有伦者也。”
    古代的目录学家对史钞也是比较重视的，这不仅表现在史书的分类立目中，有其一席之地；并且还对它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要其含咀英华，删除冗赘，即韩愈所称记事提要之义，……博取约存，亦资循览。”（13）
    遗憾的是，历代史家对史钞及其史学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却不够重视。固然，从研究历史的角度来看，史钞是不合格的史书，但在中国古代众多的史书读者中，系统地研究历史者即史家，毕竟极少数，多数人仅想对历史有个概括的了解。就此来说，史钞是能够胜任的。而且，正因史钞满足了众多读者的需要，才为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辟出了一个独有的天地。
    注释：
    ①姚振宗《汉书文艺文志考证》31。
    ②《汉书·东平王传》。
    ③《后汉书·杨终列传》。
    ④《后汉书·应奉列传》注31《袁山松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