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是社会大变化的时期。统治者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极需文献典籍来作参考，并以之教育他们的子弟。如果说《尚书·多士》中所说的“惟殷先人，有册有典”中的“册”与“典”，我们还不能知道具体记载了什么，那么，春秋时出现的各种典籍，很大一部分我们都能清楚地查知名称，并能大致了解典籍中所记的内容。
    这一时期开时出现的典籍大都是史官们编辑各个时期的文献资料，以书为名而以国号之的。如“虞书”（见《左传·文公十八年》）、“夏书”（见《左传》）、“商书”（见《左传》）“周书”（见《左传》）、“郑书”（见《左传》）、“殷书”（见《墨子》）、“楚书”（见《礼记》）等都是这一类的典籍。到春秋中晚期，“书”的这种形式，逐渐为纪年式的《春秋》所取代。故《墨子》曾引用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见《墨子·明鬼上》）春秋时可考的书名还有不少。象《事典》（《左传》）、《政典》（《尚书》）、《祀典》（礼记》）、《训典》（《左传》）、《令典》（《左传》）等皆以典名；《军志》（《左传》）、《前志》（《左传》）、《周志》（《左传》）、《史佚之志《（《左传》）、《故志》（《国语》）皆以志名；《楚文王之法》（《左传》）《太公之法》（《国语》）皆以法名；《商颂》（《左传》）、《周颂》（《墨子》）、《周文公之颂》（《国语》）皆以颂名。《周诗》（《左传》）以诗名。此外还有《夏训》（《左传》）、《大雅》（《国语》）等。当然，春秋时的典籍决不止这些，但这些也足可以说明当时的典籍之多了。而且当时已有人把这些典籍加以分类，专人保管，并用它们来作教科书。
    以上提到的这些典籍，特别是那些被人分类保存的典籍，必然经过了无数编者的编辑整理和加工，尤其是教科书的选编，则更应是值得注意的编辑工作。春秋时史官以典籍来教贵族的子弟是史官的一项重要任务。故此，各诸侯国编选的教科书当数目不少。可惜的是，由于历代的散失，特别是经秦之焚书之后，这些史书几乎全部毁掉了。这使得我们对春秋时期一大段时间内的编辑工作因史料的缺乏，难以进行较详细的论述。我们只能大致弄清这些史书发展变化的脉络及编辑工作的发展脉络。这一时期编辑工作的发展脉络用一句话说，即由各篇独立，无严密结构的各类《书》的编辑，转向前后史实相关联，文字简洁，按年月编次编年史式的各种《春秋》的编辑。现存的鲁国《春秋》，起于鲁隐公元年，即公元前722年， 而《尚书》的最后一篇《秦誓》止于鲁僖公三十三年，即公元前627年， 这正反映了史书的编辑工作在春秋时的发展变化。
    在春秋中期以前，我国的学术文化是统于王官的。即“学术在官”。东周以后，王室渐衰，已无力禁止诸侯之间的兼并。春秋后期，社会的变化加速，社会开始向封建制过渡。在这剧烈的政治变革中，出现了许多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他们针对社会现实，对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等各方面的问题提出了各自不同的主张，著书立说，设堂讲学。于是私人著作兴起。这是我国古代文化的第一次大发展。在这些人中，有的由于过去掌管过档案文献和书籍（如老子），在他们自己著书立说时，使古代统于王官的学术文化迅速地向外传播，知识被一部分人保存垄断的现象被打破，教育向平民普及，这就是所谓的“学术下移”。
    在这一时期，随着各种哲学理论和科学思想的发生，随着战国初期三大学派儒、墨、道的兴起及其代表著作的出现，编辑工作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无论是编辑思想、编辑方法及编辑层次，都有了进一步的提高。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编辑工作，应首推《尚书》、《诗经》、《春秋》、《竹书记年》及诸子著作的编撰
    说到《尚书》、《诗经》、《春秋》的编辑，则不能不涉及到孔子。孔子长期从事教学工作，所谓“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史记·孔子世家》《史记》卷四十七）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他所用的教材，主要还是沿用了周代贵族学校所用的六艺--诗、书、礼、乐、易、春秋。有人认为申叔时提到的“故志”就是“书”。因为在春秋三传之一的谷梁传中“书”即写作“志”。如果这个说法成立的话，那就是说在楚国，起码于公元前590年左右，已经开始以六艺为主要教科书来教育贵族子弟了。所以孔子以典籍为教科书早有先例。孔子既然选定“六艺”（当然还有其它典籍）来作教材，那么，他不可能毫无整理加工地完全照搬。在当时的情况下，社会上流行的典籍肯定有许多重复、错误之处，对没有重复和错误的部分，孔子做为一个教育家和思想家，也不可能完全袭用。他对这些书籍肯定要做一番整理加工，只不过整理加工的多少，各书有所不同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