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现存共七篇，每篇又分上下两篇。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孟子》是孟子的弟子万章、公孙丑等人，仿《论语》的体例，纂述孟子的言论编辑而成的。故《孟子》的体例全同《论语》。第一，每篇之名取首句的前两个或三个字，无意义；第二，全书皆记孟子的言行。但《孟子》的编辑较《论语》晚得多，已近战国中期，因受当时文风的影响，及这类记言体自身的发展，《孟子》一书在风格上同《论语》不同。《孟子》已有铺排的长篇，假设寓譬，翻腾议论，其辞宏肄，其气雄浑，这些都是编辑加工的结果。而且，这种风格在《孟子》以后子类书籍的编辑中越来越突出。《孟子》中尚有记片言只语的短章，《墨子》、《庄子》则不再有这样的短章了。而且铺排更甚，寓譬更多。到了《荀子》、《韩非子》，则差不多都是按题抒情议论的长篇了。《论语》、《孟子》都是无义的篇题，《墨子》、《庄子》的篇题有的有义，有的无义。《荀子》中还有无义之篇题，《韩非子》就全是有义的篇题了。诸子文体的变化之中，有诸子自己著述本身的原因，也有编纂者整理加工的因素。
    诸子文章的编辑，使我国第一批私人著述得以较完整的保存下来，同时，也使散文这种极古老的文体由初期的质朴简约的记言形式，发展成铺排宏丽，假设寓譬，翻腾议论，气势雄浑的形式。这种成熟的散文形式，在诸子之后一直领导着中国的散文创作。诸子的编辑还表明，编辑者的眼光已由过去的只注重历史，转向了对现代的凝视。
    诸子著述中，值得一提的还有《吕氏春秋》。《史记·吕不韦传》载：“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班固也说《吕氏春秋》是“秦相吕不韦辑略士作。”（见《汉书·艺文志》）可见《吕氏春秋》）是以吕氏的宾客为编辑，以吕不韦为主编编纂而成的一部书。
    《吕氏春秋》共二十六篇，分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三部分。其中《八览》中每览又分为8篇，共64篇；《六论》中每论分为6篇共36篇；《十二纪》中，每纪分为5篇共60篇，全书实际上共160篇。
    《吕氏春秋》的编辑年代在秦始皇统一中原之后，是战国时诸子书的集大成之作。由于编辑目的明确，编辑人员和编辑过程极有组织，因此，《吕氏春秋》一书，抛开别的方面的价值不论在中国编辑史上它也是一部重要的著作。
    首先《吕氏春秋》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综合性的书籍，它包含的内容极为丰富，所以司马迁才说是“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有人以为战国末的杂家著作是中国类书之始，而《吕氏春秋》杂采百家分属之，是类书的最先者。（见胡道静《中国古代的类书》，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6--7页）《吕氏春秋》的这种集各家为一书的综合性，固然与战国末季诸子百家学说的兴盛有关，同时也与编辑视野的开阔，编辑思想的成熟，编辑活动的发达有关。
    其次，《吕氏春秋》的编排体例极整齐，宏大了我国编辑中的编辑体例上的形式主义。《吕氏春秋》除“览、论、纪”三部分的大小篇数整齐相对外，其《十二纪》以春、夏、秋、冬四时系之，每一节气三纪，以孟、仲、季名之。而且大致是春言生，夏言长，秋言杀，冬言死。这种编辑体例上的形式主义，迎合人们的审美心理情趣，由来已久，但到《吕氏春秋》始发挥得淋漓尽致了。这以后，许多编著者纷纷效法它。如《史记》、《汉书》等。
    再次，《吕氏春秋》的十二纪后，有一《序意篇》，是吕不韦为这部书作的自序，说明编书的意图，即编辑的指导思想。这种自序的形式为吕氏所创。其后，司马迁、班固起而效尤，作自序而列于《史记》、《汉书》之后。
    另外，《吕氏春秋》的编辑态度极严肃，对文字的审定极严格，明确提出了要达到“一字不易”的境地。司马迁说该书编成后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增损一字者予千金。
    如同文字和书籍是社会需要的产物一样，编辑也是顺应社会需求产生的，故编辑活动一出现，就具有极强的实用意识。因此，给统治者借鉴以之治国的史书就成了编辑的最早产儿。编辑文献和书籍的最早动机是实用而不是使之流传。使书籍流传于世的思想要到《周易》的编撰时才产生，到孔子时得以发展，到诸子书的编辑时才最后确立。
    先秦的编辑都是不著名姓的。如同先秦书籍不著作者的名字一样。《吕氏春秋》题吕不韦撰，这是中国书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著者的名字。但吕氏不是著者，他是编辑，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下名字的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