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史料学的思路
    建国四十年来，学术界对史料的议论可谓多矣。关于对“史学便是史料学”观点的批判，关于史论关系的争论，关于治史道路的所谓史料派与史观派的分歧，等等，可以说辩论相当激烈。结果呢，问题并没有得到妥善解决，而对有关史料学对象的研究也没有引向深入，至今人们还大多认为史料学仅仅是研究处理史料的原则和方法。我们的先人遗留下大量珍贵的史料学遗产，可是在我们手中并不曾使之系统化、理论化。问题的症结大概在于我们对史料的涵义以及史料、史学的理解不那末辩证所致。早在二十年代，李大钊同志在《史学要论》一书里就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历史、历史学以及历史学系统等概念，他把“历史”区分为客观历史和写的历史，又把历史学（广义的）区分为记述的历史和历史理论（狭义的历史学），等等。这些观点，并没有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只是在近些年来，白寿彝先生反复阐明大钊同志的这些见解，史学理论界研究也逐步深入，人们才普遍加深了理解。历史，就其本身而言，是客观历史的发展过程，历史家写的历史只能说是客观历史的记录，是客观历史过程在史家头脑里的反映。质言之，前者是客观存在的客体，后者是客体通过认识历史的主体（历史家）的反映。人们的主观认识和客观历史之间，亦即主体和客体之间，始终存在着矛盾和差距。我们的责任在于逐步缩小这种差距，使我们的认识逐步接近客观实际。
    作为已经逝去了的客观历史过程一去不复返了，我们想了解人类的过去，只有凭借人类社会客观历史过程所遗留下的痕迹，这就是“史料”。这个史料，既是我们认识已往客观历史真相的中介，又是已往史家对客观历史认识的记录，即写的历史。这个“写的历史”，有时可理解为“史料”，有时可理解为“史学”。史料与史学是相对而言的，它们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这种看法，在今天都已成为常识，但是就是这些常识，我们在相当长的时期期还没有弄清楚。
    研究史料之成为“学”，它意味着是个系统的学科体系，应该有其基本的理论、基本的内容、基本的方法。把历史学作为一个学科体系去看，它自然包括着史料学，史料学是作为历史学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史学理论自然也包括着史料学理论，史学史自然也包括着史料学史，史学方法论也包括着史料学方法论。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当我们把史料学作为一个专门的学科体系去研究，它应该有自己的理论，自己的历史，自己的方法。
    白寿彝先生在其《中国史学史》第一册里指出：
    史料学，我认为，可以包含理论的部分、历史的部分、分类的部分和实用的部分。理论的部分，主要是研究史料跟史学领域其他部分的关系，史料本身的特点，史料学应当承担的任务。历史的部分，是要研究史料学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分类的部分，是要研究史料的各种分类的方法，目的在增进对各种史料性质的理解并因而便于收藏和检寻。应用部分，如版本、校勘、辑逸、辨伪之类。近年所谓史料学，大致属于第四部分之内容为多。
    我认为，白先生所设计的关于史料学建构的理论框架，是我国学术界迄今为止最为系统最为科学的理论表述，是对史料学研究的重大理论突破。把史料学区分为理论的、历史的、分类的、应用的四个部分，即是说史料学的学科体系应包含史料学理论、史料学史、史料分类学和史料应用学，这不但反映了历史实际，而且打开了研究者的眼界。下面，我试图以白先生所提供的思路，具体探索刘知几在史料学上贡献，重点探讨他的史料学思想。
    刘知几的史料学理论
    刘知几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也是著名的文献学家、史料学家。他的史料学理论，在中国史料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首先，他具体阐明了史料学的任务。《史通》一书在许多地方讲到了史料的重大意义。他认为，“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史官建置》）此处所言之“史”，可以理解为历史记载。他曾具体论述了历史记载的重要作用：“向使世无竹帛，时缺史官，则古往人事，俱一从物化，善恶不分。”“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其记事载言也则如彼，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史官建置》）这就是说，历史记载可以劝善惩恶。大而言之，可以使乱臣贼子惧，小而言之，可以使人接受历史的教育启示，“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刘知几反复强调“史”的重要作用，这个“史”可以理解为史书，亦可以理解为史料，总之都是记录的历史，尤其是史官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