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学之分类的部分就是史料分类学或史料目录学。目录学是阐述编制和使用目录工具的理论和方法的科学。刘知几关于中国史籍的分类，突破《隋书·经籍志》的范围，他没有撰述过史籍目录，却曾提出了史籍分类的意见。这就是六家二体说和杂述十品。
    他把古今正史区分为六家，即《尚书》家、《春秋》家、《左传》家、《国语》家、《史记》家、《汉书》家，六家演为二体，即编年体、纪传体。此外，还有杂史十品。他说：“史氏流别，残途并鹜，榷而为论，其流有十焉：一曰偏记，二曰小录，三曰逸事，四曰琐言，五曰郡书，六曰家史，七曰别传，八曰杂记，九曰地理书，十曰都邑簿。”（《史通·杂述》）
    把《史通》的史籍分类法同《隋书·经籍志》加以比较，似可看出刘知几史籍分类法的历史价值。《隋志》以四部分类法网罗天下群籍，其史部之书又分为十三类，即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每一个类都著录书目，并列有小序，考其源而溯其流。张振佩先生说：“知几所举十目与《隋志》史部杂史以下十一目相较，目名虽多歧异，而其类分法实多相应。”（《史通笺注》之《杂述》解题）果其然乎？鉴于《史通》不曾著录书目，仅在杂史十目中各举出四部书合四十部书以为例证，我们只能以此四十部书为根据与《隋志》相比较，当然这有很大的不确切性。
    《史通》杂史十类大都集中在《隋志》的杂史类、杂传类和地理类。大体言之，《史通》“偏记”相当于《隋志》“杂史”，“逸事”相当于“旧事”，“郡书”、“别传”、“杂记”三目相当于“杂传”，“地理书”和“都邑簿”相当于“地理”，“家史”相当于“谱系”。《史通·杂述》所载四十部书皆不见著录于《隋志》的“起居注”、“职官”、“仪注”、“刑法”、“簿录”等五类。其中“起居注”，如同“霸史”，《史通》入正史。“职官”等四目《史通》均不曾涉及。这是《史通》不如《隋志》的丰富的地方。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典制体史书逐渐发展并走向成熟，《隋志》所著录的“职官”、“仪注”、“刑法”，多是此类书籍，三类书目通计亡书，合143部，4253卷，其数量已相当可观。此类著作，以内容而论，实为史书之重要组成部分，不可或缺，以体例而言，亦绝非编年、纪传二体所能包括。
    自然，《史通·六家》中的《尚书》、《春秋》、《左传》等入于正史，而《隋志》均著录于经部。这是刘知几的一大发明，遂开后世“六经皆史”的先河。再者，《史通》杂史十目中“琐言”，原著录于《隋志》子部小说类。上述可见，就史部著录而言，《史通》也有较《隋志》更为丰富的地方。
    刘知几对杂史的重要性有一定的认识，已如前述。但从总体上说来，他既没有给杂史以应有的重视，也没有进行充分的论述。他的目光仍集中于正史，以为史书之撰述主要是“班荀二体”，“后来作者，不出二途”。其实，这种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刘知几所处的时代看，史学发展早远远超出二体范围，前已提及，典制体已逐步发展并走向成熟。《隋志》充分反映了这一现实，刘知几却不曾给予充分重视。所言杂史，亦不曾详细论列。书目不仅揭示与报道一代文献之状况，而且反映了一代文化学术之盛衰，而专门研究书目的目录学著作单独成目，更是史学发展的标志。史学的发展促进了历史目录学的发展。《隋志》史部的分类方法和著录书目，以及有“簿录类”著录历代目录著作，凡30部，214卷。 这是对魏晋以来史学发展的记录和总结。《隋志》在目录学史上“远绍班（固）、荀（勖），近开晁（公武）、马（端临），史家奉为准绳，私家资其沾溉”（谢国桢：《史料学概论》14页），是一部承前启后、影响重大的目录书。其中史部，通过著录书目，按体裁分类，用小序叙述各体源流，是对唐以前史学发展的简明总结。而刘知几的《史通》，本来有《隋志》可资借鉴，但论述史书体例及其分期，却几乎全部抛开了《隋志》，另起新局。在中国目录学史上没有引起多大反响。究其缘由，这同《隋志》、《史通》各自的地位和情况有关。《隋志》列入官修正史，《史通》乃私家著述，自然《隋志》地位优越；《隋志》乃专门目录，《史通》六家诸篇乃史书目录的论文，并未著录书目，后世目录家当然重视《隋志》。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刘知几未能正确对待《隋志》的优秀成果，他的研究视线亦多集中在古今正史及其体例，因而在史部分类学上就缺乏远见卓识，不曾达到更不曾超越他同时代的前辈学者。这是一个很可引人深思的问题。
    刘知几论史料学的应用
    这里，主要谈谈刘知几关于史料的搜集、整理和考辨等方面的论述。在史料的搜求上，刘知几主张博采，即广泛地搜集资料。他说：“盖珍裘以集腋成温，广厦以群材合构。自古以探穴藏山之士，怀铅握椠之客，何尝不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传诸不朽。”（《史通·采撰》）说明广泛搜集史料是编撰史学巨制的基础工作。集腋成温，群材合构，在从事史学著述时，若不“征求异说，采摭群言”，则内容贫乏，难以“能成一家，传诸不朽”。所以博学多闻，综览群书，广采众说，是刘知几坚定的主张。如《左传》、《史》、《汉》等名著，无不博采，这是它们成为史学名著的重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