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史料能否起到“劝善惩恶”的作用，关键取决于史料的真实性，因而刘知几特别强调直书。他说：“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其有贼臣逆子，淫君乱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直书》）堤倡直笔，反对曲笔，是刘知几史学思想中最闪光的部分，是史料记载能否劝善惩恶的关键。他在《曲笔》篇又重申这个道理：“盖史之为用也，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但古来唯闻以直笔见诛，不闻以曲笔获罪。……故令史臣得爱憎由己，高下在心，进不惮于公宪，退无愧于私室，欲求实录，不亦难乎。呜呼！此亦有国家者所宜惩革也。”刘知几以为“记功司过，彰善瘅恶”是史家的天职。“苟违斯法，岂曰能官！”他满腔热情高度赞扬古来优秀史家的直书精神，表彰他们“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的凛然正气，歌颂他们“不避强御”、“无所阿容”的高风亮节。主张史家“据事直书”，用刘知几的话说要“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斯谓实录。”这有两层意思：一是“善恶必书”，“不虚美，不隐恶”强调史家忠于史职，忠于史实，坚持秉笔直书，反对曲笔阿时。这一思想是对古人的继承。一是在书善恶时，不要加上主观成见，“情兼向背，志怀彼我”，而要有“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的公正态度。这一思想是知几的发展。知丑、知善是史家对史料的价值判断，时至今日仍有教育意义。要做到这一点，其特别重要者乃是史家的识、德。要而言之，至为明朗的善恶是非观念是其一，要求史家有卓识；劝善惩恶的勇气是其二。这就要求史家有德。无论是历史是非，还是现实是非，标准如一，态度如一，从善如流，嫉恶如仇，上自圣人，下至匹夫，都以事实之善恶是非断案，进而以极大的勇气劝善惩恶。《史通》一书处处体现其是非分明、彰善瘅恶的批判精神，这既是刘知几史识的充分体现，也是刘知几思想品格的具体反映。能否做到实事求是，这是对史家的严峻考验。
    其次，刘知几具体阐明了史料与史学的辩证关系。他在《史官建置》一文中指出：“夫为史之道，其流有二。何者？书事记言，出自当时之简；勒成删定，归于后来之笔。然则当时草创者，资乎博闻实录，若董狐、南史是也。后来经始者，贵于俊识之才，若班固、陈寿是也。必论其事业，前后不同。然相须而成，其归一揆。”在这里，“当时之简”，指史官所记，当指史料；“后来之笔”是史家根据当时之简而勒成删定，当指史学。而史料，要求“博闻实录”；史学，则要求史家具备“俊识通才”。两者要求自不相同。然而两者又有相须相成的关系，没有史料，便没有史学，因为史料是史学的基础；没有史学，史料便无法发挥更大作用。刘知几在叙述魏晋以来史官职责时指出：晋元康初，设著作郎一人，又置佐著作郎八人，专掌史任。“佐郎职知博采，正郎资以草传”（《史官建置》）。这里，“博采”系指搜集、记录史料，正郎在此基础上草传史书。后来，清代史家章学诚则把史籍区分为“撰述”、“记注”两大类。所谓“撰述”，就是著作之书；所谓“记注”，则是为著作提供材料的资料汇编，亦即史料，其作用是“备稽检而供采择”，是对原始材料的记录、整理、选辑和汇编。而撰述应该有观点、有分析、有创见。这同刘知几的说法大体上是相一致的。由是观之，封建时代的历史作品，可以区分为史料和史学两大类。这是一种情况。另外，封建时代的历史作品，如《廿四史》，这在当时可以说是史学，今天看来，则是我们研究历史的史料了。这是另一种情况。还有，即使在封建时代称得上是史学的历史作品，也大都被后人运用为认识历史的史料。由此看来，对史料与史学的理解应该持历史的、辩证的观点。鉴于“史学”的涵义因时因人而异，我们的认识不必绝对化。刘、章的基本看法已经明确了二者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而在二者发挥社会作用时，也很难说谁更有社会价值。在《史通·辨职》篇中，刘知几论述史学家职责，析为三等：
    史之为务，厥途有三焉。何则？彰善贬恶，不避强御，若晋之董狐，齐之南史，此其上也。编次勒成，郁为不朽，若鲁之丘明，汉之子长，此其次也。高才博学，名重一时，若周之史佚、楚之倚相，此其下也。苟三者并缺，复何为者哉！
    在这里，把“彰善贬恶，不避强御”视为上等，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是刘知几论史学社会作用的根本见解。而“编次勒成，郁为不朽”和“高才博学，名重一时”亦是史学服务于社会的途径。如以史才三长论之，其中，“编次勒成”，强调的是“史才”，如左丘明、司马迁；“高才博学”，强调的是“史学”，如史佚、倚相。而“彰善贬恶，不避强御”，强调的是“史识”。如以史料、史学论之，董、南则是史官执简，据事直书的史料工作，后两者倒是趋近于史学。南史、董狐，据事直书，敢于彰善贬恶，这是史家有卓越史识的表现。刘知几给予高度评价。如此看来，他并不看轻史料工作，而且相当重视史料记载，以为这是史学工作的基础。他认为，向使世无竹帛，时缺史官，即没有史料记载，那么就会善恶不分，妍媸永灭。这说明，史料记载是史书流传的客观条件，无史料则无史籍，更无史学。而史籍叙事的繁简、详略程度也往往取决于史料的多寡。他认为往古史册所以简略，近世史籍所以详审，盖由于史料记载的多寡不同。他说：“当春秋之时，诸侯力争，各闭境相拒，关梁不通。其有吉凶大事，见知于他国者，或因假道而方闻，或以同盟而始赴。苟异于是，则无得而称。鲁史所书，实用此道。至于秦、燕之据有西北，楚、越之大启东南，地僻界于诸戎，人罕通于上国。故载其行事，多有缺如。且其书自宣、成已前，三纪而成一卷；至昭、襄已下，数年而占一篇。是知国阻隔者记载不详，年浅近者撰录多备。”（《史通·烦省》）至于西汉之史所以“倍增于《春秋》”，乃因汉天下一统，收集史料方便。降及东京，作者弥众，世多髦俊。邑老乡贤，竞为别录；家牒宗谱，各成私传。于是笔削所采，闻见益多。总之，从史料采集而言，远略近详，这是客观情势使然。史料多，史书自然亦多。
    再次，刘知几阐明了史料跟史学的其它部分的关系。这里主要指它同史学理论、历史编纂、历史文学的关系。这些见解体现在他的“史才三长”论中。史才也包括搜集、鉴别、组织史料的能力。史学指掌握和鉴别史料的问题，是指史家的知识学问以及取得知识学问的能力和途径问题。史识则包括史料的掌握和鉴别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