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刘知几还阐明了史料学自身的一些理论问题。
    比如，史料求真的宗旨。许冠三先生《刘知几的实录史学》绪言中说：“知几史学理论之本核，端在实录直书四字。”这是把握知几史学真谛的正确结论。书事记言，务必存真求是，当是刘知几史料学的根本宗旨。所谓存真求是，就是史官执简，善恶必书。他说：“盖明镜之照物也，妍媸必露，不以毛嫱之面或有疵瑕，而寝其鉴也；虚空之传响也，清浊必闻，不以绵驹之歌时有误曲，而辍其应也。夫史官执简，宜类于斯。苟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斯谓实录。”（《惑经》）要求史官书事记言严格坚持善恶必书的原则，就象明镜照物妍媸必露、虚空传响清浊必闻一样。而要做到这一点，史官必须排除一己之爱憎，做到“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完全如实地记载，既不要“美者，因其美而美之”，也不要“恶者，因其恶而恶之”。务求“言无美恶，尽传于后”，做到“不掩恶，不虚美”。应该说，要求史官排除一己之爱憎，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如实记录史料，这是非常光辉的史学主张，离开史料的真实性，有关史学的一切主张都无从谈起。如所周知，“善恶必书”是我国古代史官书事记言的优良传统，这也许是我国史学之所以兴旺发达，而且发挥劝善惩恶重大社会效用的原因所在。
    然而要做到实录直书是很不容易的，坚持实录直书的原则，必须反对隐讳虚美，曲笔诬书。他批评孔夫子修《春秋》，“多为贤者讳，狄实灭卫，因桓耻而不书；河阳召王，成文美而称狩。”（《史通·惑经》）又说《春秋》“外为贤者，内为本国，事靡洪纤，动皆隐讳。”（《史通·疑古》）“国家事无大小，苟涉嫌疑，动称耻讳，厚诬来世，奚独多乎！”（《史通·惑经》）《疑古》、《惑经》两篇，专门批评《尚书》、《春秋》的隐讳以及后人虚美之言。《疑古》十疑，揭《尚书》之虚美，《惑经》十二未谕，刺《春秋》之耻讳。由之我们可看到知几斥隐讳诬书之坚定立场，虽圣人亦不能免。当然，知几倡导直书，并非是“丝毫必录，琐细无遗”，而是主张“不掩恶，不虚美，书之有益于褒贬，不书无损于劝诫。但举其宏纲，存其大体而已。”（《史通·杂说下》）可见，直书实录的宗旨是为其劝善惩恶的治史目的服务的。
    刘知几论史料学史和史料分类
    史料学史是史学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在通常情况下，我们对刘知几关于史籍的叙述，可以理解为史学，也可以理解为史料，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刘知几是一位严肃的历史学家，他研究史料学亦信守史学家的严正立场。这就是他在历史的发展中叙述史籍源流，从而清晰分明地给我们展示了古代史料学发展的历史过程。《史通》外篇中《史官建置》和《古今正史》两文便是典型代表。《史官建置》论述我国古代迄唐初史官制度的起源及其演变。为什么要探讨史官沿革呢？因为我国自古以来书事记言，掌于史官，史籍藏于史官，史学寄于史籍，因而要研究古代史学，必究古代史籍、史料，欲究古代史籍、史料，必自史官始。刘氏叙述历代史官沿革变迁，条分缕析，简要详明。《古今正史》按着时间顺序历述古今正史，分溯其源。所言“正史”，系指纪传、编年二体的史书。本篇所论，不越《六家》之外。他从上古三坟五典述起，历述《尚书》、《春秋》、《史记》、《汉书》等，一直说到《隋书》和唐修的《唐书》。篇末云：“大抵自古史臣撰录，其梗概如此。盖属词比事，以月系年，为史事之根本，作生人之耳目者，略尽于斯矣。自余偏记、小说，则不暇具而论之。”说明该篇论述的范围是“自古史臣撰录”的“梗概”，只是偏记、小说，“不暇具论”。按照知几的意见，“偏记、小说，自成一家，而能与正史参行，其所从来尚矣。”（《史通·杂述》）论其价值，“皆记即日当时之事，求诸国史，最为实录。然皆言多鄙朴，事罕圆备，终不能成其不刊，永播来叶，徒为后生作者削稿之资焉。”（同上）一分为二，既肯定其优点，又指出其不足。从“博闻旧事，多识其物”的观点出发，对偏记、小说之类的史料是不应弃而不择的。不过，在《史通》中，知几只是就偏记、小说等十类杂史，分述源流，略论其利弊得失，不曾系统叙述杂史的发展过程。
    《六家》、《二体》辨别史书体例，采取动观的纵向的历史考察，于考镜源流中辨别体例，同历史发展过程紧密联系起来，这是历史的眼光和方法。所以说，把《史官建置》、《古今正史》、《杂述》和《六家》、《二体》联系起来，我们大抵可以看出唐之前中国史学发展的历史过程及规律性，当然也可看出唐以前中国史料发展的历史过程及规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