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竹书纪年》一起出土的书籍中，还有一部值得注意的著作《师春》。据《晋书·束晳传》及杜预的《左氏经诗集解·后序》，《师春》完全抄录《左传》的卜筮之事，连上下次第及其文义都和左传相同。束皙和杜预都认为师春是抄集者的名字，但目前我们已无法知道他的确切情况了。该书既然同《竹书纪年》同时出土，那么。它的编定年代也不会晚于公元前299年。因此，可以这样说， 《师春》是我们所能知道的最早的文摘形式的书籍。战国时，人们的卜筮活动仍是极普遍的。同《师春》一起出土的竹书中， 还有一部十一篇的《琐语》（《师春》只有一篇》），用柬的话说，《琐语》是“诸国卜梦妖怪相书也。”这部书的具体内容已不可知，但它是占卜用书却是可以肯定的。《师春》的编者，正是适应这一需要，摘录了《左传》中的卜筮之事，汇编成为一部书，以供人们的使用。从书籍的发生、发展的历史上看，文摘之类的二、三次文献是出现得较晚的。只有在一定的书籍积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这类二、三次文献才能应运而生。《师春》在中国编辑发展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遗憾的是，《师春》同《竹书纪年》一样，早早地亡失了，我们只能从前人引叙中窥见某一鳞半爪。
    同纪传体史书的编辑平行发展的是记言体史书的编辑。《尚书》是目前我们能见到的最早的记言体的史书。孔子对《尚书》进行过整理加工，但现在我们能见到的《尚书》已不是孔子整理过的那部了。现存的《尚书》掺入了战国中期的作品《禹贡》等。现存之今文《尚书》为西汉初秦博士伏生所传，因此今文《尚书》的编辑成书应在秦以前，即战国中晚期。那么，《尚书》在西汉前至少已经过两次编辑。战国时史书的编辑工作是很兴盛的。纪传体史书的编辑前面已经言及，这里只论述一下同《尚书》一脉相承的记言体史书的编辑。
    《国语》是出于战国初的记言体史书，共二十一篇，包括八个组成部分，即《周语》三篇，《鲁语》二篇，《齐语》一篇，《晋语》九篇，《郑语》一篇，《楚语》二篇，《吴语》一篇，《越语》二篇。每篇包括不相连属的记言文字若干则，各部分的起止时间和记载方式皆自成体系，并多有重复的记载，说明一篇之内也不一定出于一人之手。“语”本为古代以记言形式编写的一种书，是各国为统治者的“德政”服务的一种典籍。《国语》的编辑者就是集合了各国之《语》以成一书，所以《国语》为汇编之书，非出一时一人之手，这从其形式和内容上都可以得到证明。
    《战国策》形式上亦为记言之书，但所记则以战国时期游说之士的说辞和书信为主。战国后期，游说之风盛行，游士需要一定的资料以供学习，于是有人集合有关资料编成了各种形式的书策，“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刘向《别录》）。到西汉后期刘向整理中秘藏书，始将这些性质同而来源不同的著作合编为一书，定名为《战国策》。这部书虽是汉刘向最后编成，但其第一次的编辑在战国后期，故仍把它放在这里论述之。
    史书的编辑是先秦编辑活动中一个极重要的方面，编年体和记言体史书是先秦编辑的创造性劳动的直接成果，为后世史书的编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司马迁编撰《史记》时所用的纪传体，就是编年与记言体融合的产物。另外记言体史书中，从《尚书》到《战国策》，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编者编辑思想的变化。《尚书》是集商、周的天子及一些著名大臣（如周公）的言论，为统治者服务的，而《战国策》则汇纵横家们的言论为一书，为“士”的阶层服务。编者的编辑目的不同，取材的范围也不一样，这充分体现了编辑受社会影响和制约的规律。
    从战国初《论语》的编辑起，至战国末、秦初《韩非子》编成的二百几十年间，私家著作异常丰富。仅《汉书·杂文志》就著录了189家共4324篇。 这其中最有名的有《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墨子》、《荀子》、《吕氏春秋》、《韩非子》等。
    我国第一部私家的专著是记叙孔子言论和行动的《论语》。先秦诸子之书，大都是其弟子后学纂述他们的学说编成的，这种风气始于孔子的弟子及门徒编纂《论语》。《汉书·艺文志》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论语》以记孔子之言为主，也兼记一些弟子的言论及一些孔子的琐事，如衣食起居等。孔子一生的言论及生活琐事，要全记起来一定很多，且也不必要。故《论语》的编纂者们一定对原始材料进行过一番选择。既然是弟子在孔子生前“各有所记”，那么，在集中编纂时，除了对材料进行取舍外，显然还要对材料进行文字上的加工。
    《论语》共二十篇，每篇取首句或次句的两个或三个字为篇名，皆为无义之文题。每篇又分为若干章，多者每篇四十四章，少者三章；每章多者几百字，少者十几字。《论语》历来分为《上沦》及《下论》两部分，每部分十篇。《上论》中前九篇以记孔子之言为主，第十篇《乡党》则记孔子日常生活及他对某些事情的态度。《下论》中八篇也以记孔子的言论为主，第九篇《子张》记孔子弟子的言论。第十篇《尧曰》只有三章。许多人认为《上论》和《下论》不是同时编纂的。蒋伯潜先生说：“窃疑《上论》十篇为第一次论纂者，故以《乡党篇》殿后。《下论》九篇为第二次论纂者，故以《子张篇》殿之。《尧曰篇》则为后来读论语者所附记，后乃成《论语》之一篇耳。”（见《诸子通考》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以《论语》的《上论》来说，它的编辑原则是很明确的。第一，直记孔子言行，极少润色，故质朴无义，简洁琐碎。第二，先记孔子的言论，最后集中一篇记孔子的生活及他对一些事情的态度。《论语》这种有别于《尚书》等记言史书的记言体书籍的编纂，对战国时期子类书籍的编纂影响很大
    《论语》成书后，《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接踵而来，形成了一个被后世称为“子类”的书籍系列。其中，《孟子》在编辑原则上最接近《论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