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的卦，爻辞部分是西周时代的产物。“十翼”（即说卦、序卦等十篇文章）旧说为孔子所做。但现代研究者几乎一致肯定其为战国时期儒家的著作。如果硬要找出“十翼”同孔子的关系的话，最多也只能说“十翼”是孔氏门徒所为。大约他们把孔子在教学中对《易》的一些见解写进了“十翼”之中。《论语》中言及《易》的话只有一条，即（子曰）“加我以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论语·述而》）《史记》中也只说“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以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看来在“六艺”里，孔子对《易》的编辑加工最少。
    《论语·述而》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墨子也说：“孔子博于诗、书，察于礼乐。”（墨子·公盂》）这些都说明孔子是精于诗、书、礼、乐的，而《诗》与孔子的关系，可以说最为密切了。《史记》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乐，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至此可得而述。”（《史记·孔子世家》，《史记》卷四十七）。有人据此说孔子编诗时，编选之严格，至《诗》于原有十取其一，将三千多篇删成三百五篇。其实，这种理解是极偏颇的。唐人孔颖达说：“如《史记》之言，则孔子之前，诗篇多矣。案书传所引诗，现存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毛诗·诗谱序》）孔子自己在《论语》一开始就说“《诗》三百”，（《论语·为政》）又说“诵《诗》三百。”（论语·子路》）墨子也说：“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墨子·公盂》）。可见他们读的《诗》都是三百。三百篇的《诗》是原有的，并非孔子所删成。《左传》鲁襄公二十九年载：“吴公子季札来聘，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结果，把《诗》歌了个遍，先《风》而后《小雅》、《大雅》，而后《颂》。编次与今《诗经》大体一样，只是十五国《风》的排列先后有些不同。这一年是公元前544年， 其时孔子只有七、八岁。因此，可以说孔子并没有对《诗》进行过大的删减。可信的应该是如《论语》中所说的“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那样，孔子对《诗经》进行过认真地音律上的定正及篇章上的编次。其次，是他对搜集到的各种不同的《诗》的本子，进行了一番“去其重”的工作，即把不同本子重复的篇章删掉了。
    至于《尚书》、《史记》说：“（孔子序《书》传，上记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史记·孔子世家》）《汉书·艺文志》也说：“《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看来孔子确实对《尚书》进行过一番搜集文献资料及整理加工的工作。但应该指出的是，为百篇《尚书》作序一事，经今人的研究，已确定不是孔子所为。所以，在论述孔子对编辑工作的贡献时，不应把他所谓为《尚书》作序“言其作意”一事放进去。
    《春秋》本是鲁国的史书，《左传》载：“二年春（鲁昭公二年， 即公元前540年），晋侯使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杨伯俊先生根据这段话的最后一句推断，“则韩起所见鲁春秋，必自周公姬旦以及伯禽叙起，今春秋起隐，讫哀公自惠公以上不存，公羊传又有所谓不修春秋，即未经孔子所改定之春秋。万一其言可信，韩起所见，必鲁春秋简策原本。”（见杨伯俊《春秋左传注》，昭公二年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由此可以推见，现在传世的《春秋》真是经过了孔子的改定，不是原来的本子了，只不过改动得较少罢了。大概孔子对旧有的鲁春秋做了些他认为必要的文字上的改动。
    《春秋》记叙了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至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242年间鲁国及其他一些国家的大事，是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编年史。 在体例上，它以年系月，以月系日，以日系事，使我们得以清楚地了解某年某月甚至某日发生的事情。《春秋》开了我国编年史的先河，这在编辑史上的贡献是巨大的。在这以后我国古代的史书或全部或部分地采用了这一体例。
    关于《礼》，《史记》说：“礼记自孔氏。”（《史记·孔子世家》）；《论语》中多次谈到“礼”；《礼记·杂记下》载：“恤由之丧，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学《士丧礼》，《士丧礼》于是乎书”。可见，后来的《礼记》诸篇虽出在孔子之后，却都来源于孔子及其门徒对前代“礼”的整理加工。司马迁说的“礼记自孔氏”就是这个意思。
    孔子对“乐”的教育很重视。但由于《乐经》早已失传，现在我们还不知道《乐经》到底是文学著作，还是乐谱一类的东西。所以在论及孔子在编辑史上的贡献时，对这一部分只好存而不论了。
    要之，孔子这个伟大的教育家和思想家，在我国编辑史上的贡献不在于他是否真的将三千余首诗删去十分之九。将三千多篇《尚书》（见《尚书·璇玑玲》）删成百篇，而在于以下几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