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分裂不得人心
    建立“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并非是新疆暴动者的初衷，更违背了新疆各族人民群众的意愿。以沙比提大毛拉、穆罕默德·伊敏为首的一小撮分裂分子的倒行逆施，受到了多数暴动群众的抵制或反对。分裂政权出笼前夕，喀什有四派势力：库车起义的铁木尔部，占据疏勒的马占仓、马绍武部，喀什兵变的乌斯曼艾力部及沙比提大毛拉为首的和田暴动势力。分裂分子沙比提大毛拉所能蒙蔽和利用的只有自己所属的部众，其余各派势力大都程度不同地对其分裂行径采取了保留或抵制态度。铁木尔对沙比提大毛拉提出的建立“东突厥斯坦伊斯兰政权”及相关政策持反对意见，并于1933年7月下令拘捕软禁了沙比提大毛拉等，进而向“和田伊斯兰政府”发动了进攻；乌斯曼艾力与“独立会”意见相左，在部下被分化时，带领300多名官兵出走克孜勒苏；马占仓则对喀什分裂组织“青年喀什噶尔党”采取了限制和打击，一度逮捕了该组织头目狂热的“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分子阿布都热依木巴依·巴合察，并与马绍武伺机向沙比提大毛拉分裂势力出击。铁木尔的部将阿布都吾甫尔·夏甫都里还公开指责一小撮分裂势力，“他们凭什么成立共和国”。（注：见《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第34、23、20页；《新疆军阀与穆斯林（1919-1949年民国新疆政治史）》《“双泛”研究译丛》第1辑，第40页。）
    在20世纪30年代上半期那个混乱动荡的特定时期，在“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甚嚣尘上、宗教情绪极端偏激之时，这些最初的暴动领袖或统兵首领能把握自持，很少或基本不参与“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分裂行径，是十分不易之事。他们与沙比提大毛拉之间确实存在激烈的派别斗争；他们也喊过“圣战”的口号，也有对其他民族的屠杀掳掠行为；他们抵制或反对“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时可能并没有明确的自觉意识，甚至他们自己也有过有损于中国主权的言行，如铁木尔曾经受“青年喀什噶尔党”的影响，并以伊斯兰年号替代中华民国年号；乌斯曼艾力也曾一度与“独立会”接触，声称“我们起义的目的就是为了建立伊斯兰政府”，甚至投书英驻喀什领事馆乞求支持，凡此等等，还可以例举出他们的种种局限性或错误言行。但他们最终没有参与“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分裂中国新疆的勾当，没有与一小撮分裂首恶分子同流合污。分裂不得人心，分裂必将众叛亲离、短命夭折，这就是历史的规律。
    “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是在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新疆军阀混战、农民起义暴动此伏彼起的特定时期偶发的一次分裂运动的产物。它虽然只存在了很短的时间，但作为新疆历史上第一个分裂政权，其要害是开创了在新疆历史上建立分裂政权的先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完成了分裂主义从思想意识向实践活动的过渡，开创了建立分裂政权的恶劣先例。从20世纪初分裂主义思潮随“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渗透新疆，至1933年11月建立分裂政权，这一过程历时20余年。其二，在“泛伊斯兰主义”的思潮下，开创了煽动和利用宗教狂热达到分裂目的的恶劣先例。宗教成为分裂的一面旗帜，成千上万的信教民众在宗教狂热的蒙蔽和驱使下，将“圣战”、推翻异教徒（汉人）统治、建立伊斯兰国当作宗教义务，呼喊着殉教口号，充当了分裂势力的炮灰。其三，在“泛突厥主义”思潮下，将一些民族的解放、复兴和发展建立在对另一些民族的排斥和打击之上，煽动民族间的战争和仇杀，开创了将反抗民族压迫斗争误导为分裂运动的恶劣先例。其四，利用军阀统治下新疆政治反动、社会腐败、经济贫穷落后，开创了将民众反抗反动统治压迫和剥削的阶级斗争误导为分裂运动的恶劣先例。分裂势力利用民众要求变革生存和生活现状的强烈愿望，鼓吹独立和建立分裂政权是反抗剥削压迫、推翻旧制度的必由之路，但分裂政权实际带给民众的却是变本加厉的压迫和剥削。其五，产生了分裂主义“领袖人物”。喀什与和田分裂政权的建立，将沙比提大毛拉、穆罕默德·伊敏之流的分裂首恶推上了“领袖人物”的宝座。在上述背景下，在这一混乱动荡的特定时期，成千上万生活在社会底层饱受压迫和剥削的朴实民众，被一小撮披着民族和宗教外衣的分裂分子所蒙蔽、利用或裹协，满怀宗教的狂热和对新生活的向往，浑浑噩噩、随波逐流，使一场轰轰烈烈的反抗剥削压迫的农民暴动，蜕变成一场分裂运动，并最终酿成中国西北边疆现代历史上第一个短命的分裂政权，这不能不是一幕充满教训的悲剧，于国家、民族、边疆地方、边疆民众殆害甚大。
    从另一方面讲，分裂政权崩溃之后，在军阀统治下的各族民众仍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声称忠于和代表中央南京政府统治和田的军阀马虎山，向其所属且末县每户居民每年强征90块银元的税，迫使1/3的居民弃家外逃。这种暗无天日的反动统治又为分裂势力的种种误导提供了基础和口实。广大民众则很难将反抗政治、经济压迫的阶级斗争及反抗民族压迫的民族解放斗争与分裂势力倡言的推翻异族统治，建立独立国家的分裂运动截然区分，误认为建立分裂政权真的是推翻黑暗统治的必由之路。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自分裂意识在20世纪初随“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传入新疆之后，在广大各族民众饱受欺压和宰割的旧中国，分裂运动和分裂政权的出现又有其不可避免性，以致新疆形成一旦发生事端，多有倡言独立的怪谲现象，这不能不又是一个发人深思的悲剧。1937年，盛世才任命的驻防喀什的麻木提师长迫于压力外逃，其部下阿布都尼牙孜等又以建立“独立的东突厥斯坦”为招牌，以“为保卫伊斯兰而战”为口号，臂缠“为真主而战”的“圣战”标志，再次发动短命的分裂叛乱就是一个例证。
    与分裂共生的是卖身投靠。逃入英印克什米尔的穆罕默德·伊敏为首的一小撮分裂残存势力和逃入阿富汗的一小撮“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骨干，如丧家之犬，四处寻求主子。穆罕默德·伊敏改头换面、隐名埋姓，从列城转移到喀布尔，先是投靠阿富汗国王，获取了每月定额500元（约合125卢布）的资助，进而卖身日本，通过日本驻喀布尔大使向日本政府提出“由东京提供军火和经费，建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详尽计划”。又提议日本可选择直接出兵新疆的方案，并保证随着日本进入新疆，当地穆斯林居民发起的武装暴动会“骚扰后方，从而援助日本军队的推进”。一旦在日本支持下实现新疆独立，“独立的新疆”将给日本以特别的经济和政治权益。这实际上是要使新疆成为第二个“伪满洲国”（西方人称之为“中亚伪满洲国”）。（注：《新疆军阀与穆斯林（1919-1949年民国新疆政治史）》，《“双泛”研究译丛》第1辑，第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