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学者常常把国家资本等同于官僚资本，事实上国家资本不同于官僚资本，这在历史文献上是有明确区分的，凡属官方出资兴办的企业，都冠以“官办”或“官商合办”之类的名称。而张作霖、张学良及其他奉系官僚个人投资的企业，从不以“官办”名之，仍然以“商”的名义出现。如张作霖、张学良等奉系大官僚在奉天纺纱厂、边业银行、奉海铁路等官商合办企业中的投资，是以“商股”身份投入的。官办企业一般由各省的财政厅或其他部门直接拨款，而官僚资本的来源主要是他们个人财富的积累，当然并不排除他们贪污公款、化公为私的行径，但公私还是有别的。在企业经营管理上，官办企业的管理人员由官府委任，而官僚私营企业则由他们自行委派管理人员，毋须政府任命。在利润分配上，官办企业的利润主要上缴国库，成为各省政府的重要财政收入来源。奉天省1918年“官业”收入占其财政总收入的11.38％。而官僚私营企业的利润除了上缴一部分税金外，绝大部分归官僚个人占有。因此，国家资本不能混同于一般官僚资本，二者应加以区别。
    奉系官僚资本虽然也属私营资本，但它与普通的私营资本不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普通民营资本尽管也具有买办性和封建性，有时也借财求势，借势发财，但其获取利润的主要手段仍是通过企业经营活动获取的社会平均利润。官僚资本则完全不同，他们除了从事一般经营活动外，还大量地利用他们政治上的特殊地位和特权去获取经济利益，实现其经济垄断。例如，张家经营的八道濠煤矿曾因交通不便影响生产，张作霖1921年亲自致信民国政府交通总长叶恭绰，要求在京奉线修筑一条直达该矿的铁路支线。翌年该铁路就迅速建成。张作霖开办的边业银行，虽名曰商办或官商合办，实际上以张家资本为主。该银行在张作霖一手扶持下，不仅获得了发行纸币和代理省库的特权，而且它发行的纸币皆由政府训令各机关区县刊登公报，一律行使。正是依靠政权力量和诸多特权，奉系军阀官僚资本才得以在短短的十几年中迅速膨胀。
    奉系官僚资本的膨胀，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普通民营资本的发展，他们的经营往往具有垄断性和更加浓厚的封建色彩。尽管如此，由于官僚资本财大势大，资金雄厚，可以进行大规模的生产经营。特别是在诸如采矿业之类需要巨额投资的部门，普通私营资本往往无力支撑，而官僚资本却有条件投资兴办，从事近代化机器生产。官僚资本的煤矿一般都拥有较多的机器设备，如锅炉、抽水机、起重机、卷扬机、煽风机等。各矿往往还拥有发电厂、铁工厂、机器修造厂、翻砂厂、铁路等等，其生产规模之大，生产力水平之高，都是普通民营矿业所无法达到的。官僚资本对开发东北经济、抵制外国经济势力渗透，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它和普通民营资本一样，也是中国民族资本的组成部分。官僚资本的膨胀，同样也反映了东北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民国时期国家资本在东北经济中居于垄断地位，尤其是交通、能源和金融业基本上为国家资本所控制。但就在整个国民经济的比重来看，民营资本则远远超过了国家资本。民营资本主要投放在农产品加工业和轻纺工业中，这些行业在东北国民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据20年代的统计资料，哈尔滨制粉和榨油两个部门就占该市民族工业总产值的80％，大连榨油业竟占该市民族工业生产总值的90％以上。长春的民族工业以制粉业最为重要，约占生产总值的75％。齐齐哈尔则以制酒业最为发达，占该市生产总值的42％。（注：《东北地区资本主义发展史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因此，民营资本是东北资本主义经济的主体。
    无论国家资本、官僚资本还是普通民营资本，都是东北民族资本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们既与封建经济相区别，又同外国资本相对立，代表着当时东北社会经济演变的进步方向。当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民族资本又与封建经济和外国资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封建关系的羁绊及外国资本的压制下，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步履艰难，有很大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