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太平洋形势危急，日本会不会乘胜策应德国夹击苏联就成为战略考虑的关键问题之一。美国军事计划人员认为，苏联战场的军事前景是未来欧洲形势的关键，可能也是世界形势的关键。一旦苏联垮掉，美英的处境不仅会回复到苏德开战之前的局面，而且会更糟，更不用说实施战略步骤。但是，美国计划人员也知道：“要从苏德战场转移德国兵力，需要动员60万地面部队和6500架飞机。即使如此，预计也只能在1942年秋展开进攻行动。”（注：莫里斯·马特罗夫与埃德温·M.斯内尔：《联盟战争的战略计划，1941-1942》，第178页。1942年3月11日，罗斯福对摩根索谈到：“没有什么事情比让俄国人被打跨更糟的了。”见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下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86页。）而1942年秋以前，在美英全力从事稳定太平洋局势之时，不可能发动减轻苏联负担的战役，苏联只能单独顶住德国的攻击。而最危险的情况就是苏联可能被迫两线作战。因为日本的成功使轴心国的形势极为有利，德意日实施联合战略和利用相互资源的可能性大大增强。作为轴心国的世界战略，希特勒对日本第一位的要求就是同意进攻苏联（注：汉斯－阿道夫·雅格布森与小阿瑟·L.史密斯：《第二次世界大战，政策与战略：文件选编与评论》，第67、68、69页。）。对付轴心国可能的战略配合的首要任务仍然是包括中国在内的远东太平洋战线的稳定。
    为了首先稳定太平洋防线，美国于1942年4月6日两次召开太平洋会议，与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中国、新西兰、荷兰和菲律宾的代表讨论，草拟掌握对日主动权的重要方案。罗斯福阐明：“现在远东地区已是由战争支配的场所，最快和最集中的努力应该由盟国的统一行动而作出。远东的行动是世界性努力的一部分，这种努力就是在更持久的基础上建立起国际军事合作。”（注：一个会议在重庆（1941年12月17日－23日苏联代表被邀请），另一个会议在新加坡（1941年12月18日－20日）商议西南太平洋的作战。这两个会议的目的是考虑在所有战线上阻止日本集中军队打击完一个目标后进击另一个目标，即分散日本的兵力。会议表明了美国在太平洋和远东作战中的积极姿态和比以往更积极的立场。莫里斯·马特罗夫与埃德温·M.斯内尔：《联盟战争的战略计划，1941-1942》，第86页。）这应该说是美国基于战争实际结果和趋势所作的正确战略选择，表明美国从事太平洋积极防御作战的决心。从另一角度讲，也是对以前战略中缺憾的修补，为正确实施“先德后日”战略奠定了基础。如美国军事史家韦格利所说：“在珍珠港事件之后整整六个月内，美国人不顾一切地牺牲包括给予欧战优先考虑的计划在内的一切长远战略，匆匆拼凑资源以支撑太平洋防线，以对付日本人在任何特定时间和地点所发动的最强大的攻势。……战前计划低估了日本的威胁，因而即使不在理论上也是在事实上打乱了欧战优先的计划。”（注：拉塞尔·F.韦格利：《美国军事战略与政策史》，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331、384-385页。）
    总之，我们看到，尽管美国坚持不偏离“先德后日”战略原则的立场，日本的大力推进和美英盟军太平洋原有基本防线的崩溃则是一个严肃的现实问题。美国军政首脑清楚，为顺利推行“德国第一”战略，稳定太平洋战场是“更特殊的任务”（注：格雷斯·珀森·海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谋长联席会议史》（Grace Person Hayes,The History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in WorldWar Ⅱ），美国海军学院出版社1982年版，第39页。）。也就是说，日本侵略的继续扩大，将产生事关反法西斯战争全局的连锁反应，影响到盟国在其他主要战场的战事和战略地位。因此，美国暂缓对德国战略行动，先止住日本进攻势头，不仅是对不利战局的反应，也是对美国参战前远东太平洋防御战略计划不足的修补。其中，除美国加强自身太平洋防御作战之外，由于中国战场在地缘和限制日本兵源上的关键作用，中国在美国战略中的地位也相应地得到提升。
    中国战场在美国战略调整中的地位
    美国所作的战略调整，从战略全局上看，就是要在短期内首先缓解远东出现的紧迫形势，这就不可忽视已经与日本侵略军奋战5年之久、拖住大部日军于中国大陆的中国抗日战场。美英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初期的重大失利，更使中国战场既有的战略地位凸现出来，并成为美国挽救远东危机战略步骤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我们应该看到的是，美国的战略调整是暂时的，不是战略向远东方面转移，美国并未放弃先打败德国的原则。同时，由于战略物资有限并需首先满足美国及英国自身作战的需要，特别是太平洋战场和欧亚连接“链”中的各战略点如中东、印度等的需要，这就出现这一阶段美国既重视中国战场的战略地位，又不能全力给中国以战略投入的矛盾状况。
    美国对中国战场的战略地位有较客观的判定。在阿卡迪亚会议文件中的“保卫东方战场的关键利益”条款载明：“必须维持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的安全，支持中国的战争。”（注：当时三个战略点是英方提出的：1.夏威夷和阿拉斯加；2.新加坡，荷属东印度防线，菲律宾；3.仰光与援华路。美方后加入“俄国的沿海省份”。在美、英、荷、澳指挥部建立之时，美国参谋计划人员还试图将东北缅包括在中国战区之中。即，蒋介石指挥区域包括中国，“东北缅，泰国和印度支那一部分。作为盟军易进入的地域”。由于英方反对，在计划送给罗斯福与丘吉尔批准之前缅甸部分被删除。格雷斯·珀森·海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谋长联席会议史》，第75页。）根据太平洋日军进攻之后形成的战略格局，罗斯福和美国军方首脑确定了太平洋与远东地区新的防御底线：“澳大利亚主要部分，新西兰全部，中国的巨大团块。”2月15日新加坡陷落后，罗斯福提出“两翼”之说：“右翼以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为基础，左翼则在缅甸、印度和中国”（注：格雷斯·珀森·海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谋长联席会议史》，第89页。1942年2月18日罗斯福致丘吉尔信中谈到这一战略安排，并表示要加强对华飞机援助，因为中国是有效进攻作战的地域。沃伦·F.金博尔：《丘吉尔与罗斯福通信全集》（Warren F.Kimball,Churchill and Roosevelt,Complete Correspondence）第1卷，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62-363页。）。对于中国，美国的战略很清楚，就是要中国发挥战略牵制作用。简言之，就是让中国能独自对日本陆军进行战略牵制，支持和配合美英维持太平洋远东的防御体系，限制日本对美英和对苏战略。正如罗斯福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对中国驻美大使胡适明确表示的：“至盼中国在各方面袭击，务使敌军疲于应付，不能抽调大量军力。”（注：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三），中国台北1981年版，第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