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战场的战略贡献
    由于美英太平洋战争初期的战败，太平洋战争初期反法西斯盟国的战略危险来自三个相互衔结之地。第一是西南太平洋区域，日本可能进攻澳大利亚，控制西南太平洋、印度洋，攻击印度；第二是苏联可能受到德日的夹击，如果苏联垮掉，美英西线就处于极为不利的战略态势；第三是与前二点密切相联的中东，如果前两点任何一点出现问题，英国在中东将无法立足，反法西斯阵线整个战略构架都会动摇，“先打败德国”的战略就无法实施。而这几个方面，或者说问题都没有发生，与中国战场限制了日本的“兵源”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同时，如前所述，中国在这一阶段仍面临着受援不足的问题，中国是在战略资源极为不足和不稳定的情况下，以牺牲精神和智慧保持战场的完整，做出战略贡献的。
    澳大利亚是美英在太平洋的防御底线和未来对日进攻的基地，印度则是通向中东的战略枢纽之地，这两地都是美国战略调整时期需绝对确保的战略地域。而限制日本向这两地进兵的主要因素就是日本无法继续增兵。1942年3月7日，日本大本营和内阁联席会议对是否进一步攻占澳大利亚作了分析：“大体上海军方面需要联合舰队的主力，陆军方面需要12个师团的兵力……根据情况还有可能需要投入更多的陆军兵力。要拨出这么巨大的兵力，需要大幅度削减满洲方面的对苏战备和中国方面的战场，这就将使整个战略态势陷于极大的不利。”（注：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2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21页。）日本的分析中突出反映了制约其继续进攻的根本问题--兵源。而削减在中国战场的兵力会给日本带来战略性的不利后果。从实际情况看，由于兵力不足，日本在摧毁了美英三大据点新加坡、马尼拉和香港之后，就无余力再进击澳大利亚。而美军得以迅速在澳大利亚建设基地和屯兵，为稳定太平洋战场局势和未来的反攻奠定基础。可以说，中国战场的战略牵制是美国能在短期内完成战略调整的主要因素之一。
    日本攻占缅甸之后，从战略态势上看对印度构成了严重威胁。对于这种威胁的战略意义，就是会出现德日中东会师局面，盟国各战时首脑都有严重关注。这是美英太平洋原有防线崩溃之后造成的另一战略性问题。但是，日本在此间并没有具体筹划对印度的战略攻击，其原因，仍然是中国战场拖住了后腿。1942年4月，日本大本营计划大规模进攻中国重庆，并将此作战称为“5号作战”，准备“在攻占重庆、成都的同时，占领四川省要地。倘若形势需要，再以部分兵力扫荡敌人的抗战基地”。这一计划虽未实施，但日本“希望尽快解决中国问题，从而专心致力于对美英战争”的意图是明显的。因为“陆军常有60万以上兵力被牵制在中国”（注：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2册，第575、647页。）。可以说，限制日本攻击印度的仍然是中国问题。在压服中国之前，中国战场的存在，始终是日本的一大心病，制约着日本向其他战略地域随心所欲地调动兵力。如日本想攻击印度，没有足够的陆军是完全不可能的。
    美英军事首脑的战略分析中，日本“兵源”问题也占重要地位。美国战略计划人员认为：“虽然日本控制了整个马来西亚，并希望能攻击从印度洋到澳大利亚、印度、中东的交通线。但是，日本不可能同时在太平洋和印度洋都拥有优势作战力量。”（注：格雷斯·珀森·海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谋长联席会议史》，第37页。）4月，日本海空军对锡兰进行攻击，但无陆军跟进，因此并未造成战略威胁。由于兵源不足，日本也只有决定以摧毁美舰队主力来代替进军澳大利亚和锡兰（注：沃伦·F.金博尔：《丘吉尔与罗斯福通信全集》第1卷，第442页。）。5月，罗斯福写信给麦克阿瑟，要求他谈“自己的猜测”：日本是否将继续对印度和锡兰作战，是否会全面进攻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麦克阿瑟回答，“菲律宾陷落和缅甸陷落之后，日本只能腾出两个师”用于作战（注：格雷斯·珀森·海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谋长联席会议史》，第126-127页。）。“日本在现在不会对印度大举进攻。这一地区无疑是在日本军事野心的范围之内。但是从战略上讲……现在进军印度不是时候……要在印度战役之中致胜，从军事上讲要求投入兵力是很大的。而在目前情况下（日本）不能从事这场战争。”（注：汉斯－阿道夫·雅格布森与小阿瑟·L.史密斯：《第二次世界大战，政策与战略：文件选编与评论》，第209页。）因此，日本不仅因为兵力不足没有在太平洋继续攻占澳大利亚，形成西进印度稳定的侧翼，也无法建构西进印度稳定的后方。没有陆军部队的跟进，日本不会在盟国的这一枢纽之地进行关键性的作战。日本在6月占领了缅甸全境之后，其陆军就再也没有余力西进印度了。美国在太平洋初期受挫后没有丧失稳住远东太平洋防线的信心，重要一条，如美陆军部长史汀生所说，就是“将中国战场计算在内”（注：史汀生与邦迪：《尽职于和平与战争年代》（Stimson and Bundy,On Active Service in Peace and War），纽约1948年版，第396-397页。）。因此，是中国战场从根本上挽救了太平洋战争初期盟国出现的战略危机。中国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这一期间在日本进攻面前都稳稳地保持了战场防线，使日本不可能抽调更多兵力扩大战果。正因为如此，美国及英国不仅避免了战略危机，同时获得了实施“先德后日”战略的基础，在短期内稳住了战略防御构架，并及时将重心放到德国方面。
    日本是否会趁太平洋战争的初期胜利进兵苏联，是美国首脑极为关注的事关战略全局的问题。1942年3月，罗斯福也曾建议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考虑，美英在俄国卷入对日作战的情况下采取什么行动缓解苏联局势（注：格雷斯·珀森·海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谋长联席会议史》，第131页。）。应该说，仍然是中国战场排除了盟国所面临的这一险境。日本大本营和政府内阁联席会议3月7日上奏给日本天皇的奏文中第四条载明：（一）“极力防止战争对手的庞大”。（二）“在南方作战期间，帝国极力防止引起对苏战争”。（三）“努力保持日苏间的平静状态，同时阻止苏联同美英联系的加强，如有可能则尽量离间之”（注：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2册，第526-527页。）。日本此时没有将攻击苏联列入战略计划，在1942年5月12日还拒绝了德国要求日本促进对苏作战。日本不能攻击苏联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巩固我（日本）在中国的地位”（注：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2册，第702页。）。苏联能全力对付德国，除自己在远东地区保持了一定兵力对付日本外，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战场没有给予日本抽调足够兵力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