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牵制地位是重视的，在对华政策实际运作中却没有将中国作为战略投入的重点，对华援助仍然不足而且极不稳定。原因主要在两个方面：第一，美国的战略物资首先要满足太平洋战场美军的需要；第二，美国战略调整不是战略转移，美国主要是想在短期内稳住在太平洋方面的阵脚，并在此之后及时地将进攻方向转到德国方面。因此，美国军方首脑这一时期战略投入的思考主要放在太平洋、印度和中东这样一条战略“链”之上。一方面有利于太平洋方面的防御作战，另一方面为未来实施北非作战作准备。这明显反映在美国这一期间既要利用中国战场渡过战略危机，又不能给中国足够支持的问题上。比如，1942年1月1日，美国陆军部的德拉姆将军曾提出派遣美国陆军官员带领足够的部队和资金到中国，使中国足以从事防御性进攻。陆军部部长史汀生表示支持。但是，遭到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反对。马歇尔等人认为，“美国利用中国的人力资源，保持中国于战争之中”，无须投入美国地面部队（注：格雷斯·珀森·海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谋长联席会议史》，第76页。）。这就是说，在确定史迪威赴华之前，美国军事代表的任务就已明确，促使中国为美国的太平洋迅疾防御和其后实施“先德后日”战略步骤服务（注：史迪威接受赴华使命之前就清楚美国不可能采取两洋并重战略，他在1941年12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我们还没有强大到大西洋和太平洋同时动真格地做点事情，只能是二者取一。”约瑟夫·W.史迪威：《史迪威日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19页。史迪威1942年2月25日到达新德里，鉴于缅甸可能不保，曾要求派遣美国陆军到印度，遭到陆军部的拒绝，理由是美国部队投入的重点在太平洋岛屿防御和准备欧洲反攻方面。格雷斯·珀森·海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谋长联席会议史》，第202页。美国学者达莱克就史迪威赴华问题作了评述：罗斯福“决心推行欧洲第一的战略，近期内不给中国以大规模援助。……他希望一方面使中国能够继续抗战，一方面通过给予它的地位来使它的幻想得到满足，但又强调长远的利益来防止它要求更多的援助”。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下册，第475页。）。这样，比较其他战场和地区，中国在盟国中担负的战略任务不轻，但处境却因为外援不足而更加艰难。
    由于从中东到印度一线在美国战略中占有特殊的战略攻防地位，因此，当这一地域出现危机时，美国就往往削减对中国的投入，特别是中国最需要的空军。1942年4月，日本舰队进入孟加拉湾，而将美国在华志愿航空队的一流战机调到印度去补足第10航空队，以保卫印度（注：1942年6月12日，罗斯福在给丘吉尔信中阐述了美国空军部队的调配设想问题。美国航空队总数近19个重型轰炸机组，12个中型轰炸机组，6个轻型轰炸机组，18个歼击机组将被派驻美洲大陆、中东和印度。莫里斯·马特罗夫与埃德温·M.斯内尔：《联盟战争的战略计划，1941-1942》，第139-140页。）。6月下旬，德国隆美尔兵团占领利比亚的托布鲁克。美国从中缅印战场抽调了3个空军机队到中东。第1机队正作为美国特别行动机队以中国为基地对日本目标实行轰炸作战，6月初被派往了埃及，接受轰炸罗马尼亚普洛耶什蒂油田的任务。第2机队则是在印度的第10航空队的一部，其首要任务是保卫德国和日本军队可能汇合地区的末端印度，确保盟国至印度的航线，其次是支持中国。这样，当德国在汇合部的另一端中东造成威胁之时，对第10航空队的调动也就是实行它承担的首要任务的一部分。美国还把1942年1月分配给中国的33架A－29型战斗机调到埃及担任守卫任务，理由是这批援华飞机离开美国时受阻，要到6月底才能发运。由于美国第10航空队的一些运输机也被调走，这就直接影响了此间援华的唯一手段--空运（注：格雷斯·珀森·海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谋长联席会议史》，第217-218、222页。）。
    随着太平洋局势日趋稳定，美国军政首脑准备北非作战，这样，中国战场须为美国大战略实施作全过程让位的基本方针就进一步确定下来，中国受援的重要性也随太平洋战场的稳定而进一步减弱。对中国造成直接影响的就是重占缅甸问题，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中国受援状况。1942年5月间，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全力准备北非登陆作战，没有一份有关对日作战的战略计划。美国陆军部告诫史迪威，“不要过早地提出中国希望重开缅甸路的问题”。罗斯福批准了陆军部的意见。这就肯定地证明，援华问题将从属于美国政策和战略的演进（注：1942年5月26日陆军部给史迪威的回信：“保持中国于战争之中”。莫里斯·马特罗夫与埃德温·M.斯内尔：《联盟战争的战略计划，1941-1942》，第229页。史迪威对得不到陆军部有效支持也极为失望，美国驻华大使高思也认为中国军队肯定有能力，美国应鼓励和支持。西奥多·H.怀特：《史迪威文件》（Theodore H.White,The Stilwell Papers），纽约1948年版，第115页。）。1942年6月24日，美国联合计划署下的特别委员会提交一份涵括日本战场、德国战场的报告，中国属于第2项基本考虑。报告的"h"项中有条件地提到援华问题：即在不损害欧洲方面对德国进攻的情况下，“准备重占缅甸，目的为开通与中国的陆路交通”（注：这一材料说明美国方面在收复缅甸、打通援华路作战问题上随时准备为“先德”战略让路从一开始就有准备。格雷斯·珀森·海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谋长联席会议史》，第158页。）。1942年9月，美英联合参谋首脑会议对各战场的船运援助计划做了新的排序：1.“火炬”，中东，太平洋，俄国（通过南部路线）；2.美国在英国和中国的航空队；3.冰岛；4.波列罗；5.印度和中国。就美国陆军来说，因为不准备在中缅印作战，所需处理的全部问题就是如何使中国拖住日本，不使其西进印度（注：格雷斯·珀森·海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谋长联席会议史》，第183、198、200页。）。在这种大的框架内，重占缅甸作战一再被拖延的命运从这一时期就决定了。当然，美国也决不情愿中国战场垮掉。如罗斯福的参谋长李海所说：“中国抵抗的失败可能导致美国在太平洋战败，必须采取特别措施重开缅甸路，其他援华措施也应采取。”（注：格雷斯·珀森·海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谋长联席会议史》，第229、230页。）所以，其后美国一方面与英国妥协，推延全缅作战，另一方面也采取措施促使北缅作战的展开，并坚持对华空运物资。这些都是战略投入重心不能放在中国，同时又要求中国战场支持大战略实施和太平洋战场之所致。美国对不能全力支持中国的根本原因无疑是清楚的。5月，中美之间为战略物资的投入发生矛盾时，史迪威驻重庆的代表比塞尔将军主张对蒋介石政府施加压力，促使中国军队从中国东南部逐出日本军队。马歇尔不同意这一建议，指出：“美国在几乎没有为支持中国做些什么的情况下，是没有资格敦促中国行动的。”（注：1942年5月7日，美国政府拟定下一步战略投入计划，“将在1942年7月到1943年6月期间给苏联700万吨军火和其它物资，英国也提供100万吨，以使苏联能继续吸引德国主力于苏德战场”。而中国则在为每月能得到5000吨的物资援助作最大努力。莫里斯·马特罗夫与埃德温·M.斯内尔：《联盟战争的战略计划，1941-1942》，第228、229页。另按美国陆军部统计（不算援苏物资），1941年12月到1943年6月，美国投入欧洲大西洋和地中海方面的物资为13,852,312吨，投到太平洋方面为9,375,046吨，投入中缅印战场为600,977吨。罗伯特·W.科克利与理查德·M.莱顿：《全球后勤与战略，1943-1945》，第835页。）由于美国不准备在中国或中缅印战区作战略投入，同时又希望中国承担种种战略责任，美国也以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承诺，在精神上给中国抗战以鼓励，作为中国所付出的战略代价和牺牲的补偿。这对于“保持中国于战争”之中的战略意图和稳定蒋介石政府的抗战情绪无疑是有利的（注：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三），第712页；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13册，中国台北1978年版，第38页。关于美国废除中美不平等条约的具体评述，详见吴孟雪：《美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应该说，在美国的战略调整期，鉴于对中国战场战略价值的认识，美国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对中国的援助力度。但是，由于战略原则和战略资源的限制，美国军政首脑对中国战场的战略价值的认识与援华具体行动仍存在较大反差。中国仍然是在外援不足的情况下坚持抗战，支持美英等盟国在短期内渡过战略危机。美国战略计划中将“保持中国于战争之中”的条款列在重要位置，说明了美国是将中国战场作为战略调整中的重要部分来对待的。另一方面，中国在美国战略投入中的排位最后，表明了美国是希求中国在外援不足的情况下完成对日本的重大战略牵制任务，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战场能在强敌面前巍然不动实属不易。同时，正是在盟国出现事关全局的战略危机之时，中国战场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有着杰出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