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指出的是，美国在战略调整期间加大了援华力度，这对中国坚持抗战是有利的。但是如前所述，我们也应看到中国在这一期间的受援仍然不足。作为贫弱之国，中国战场能在反法西斯战争大局不利的形势下作出重大战略贡献，应该说仍然主要在于中国自身的努力。
    中国敌后战场不仅是中国战场的中坚力量，而且也是中国抗战能长期坚持、中国两大抗日战场完整保持的重要因素。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日本为了稳固自己的战略后方，将主要的进攻方向放在中国敌后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与日寇展开艰苦作战，紧紧地束缚了日本侵略者的手脚。中共及其领导的军民在艰苦条件下奋战，来源于对反法西斯战争必胜的信念和对世界战争大势所作的客观而准确的判断，也来源于以牺牲精神对“先德后日”战略的容纳和认可。1941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信中就谈到：“英美的总方针可能是对日取守，而对德取攻，先集合英美苏力量解决德国，然后集合英美苏中力量解决日本。”（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72-673页。周恩来也在1941年12月14日《太平洋战争与世界战局》一文中分析：“在世界战局上说，德为主，日、意为辅。……如果能速战解决日本，则移西于东，未尝不可使世界反法西斯的战略部署一时改变……这是不可能的，而且也必然会中纳粹诡计，使主战场上遭受难于挽救的损失。”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周恩来军事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86-387页。）在这种分析和判断之下，中共对随之而来的抗战的艰苦性和长期性也有清醒的认识：“在太平洋战争初期，形势是有利于日本的……英、美、荷可能受到一些挫折，日本可能取得一些战争资源，滇缅路可能被切断，太平洋战争一般的说是长期战争……敌人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仍旧是可能的。”（注：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62-263页。）“我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的方针应当仍旧是长期坚持游击战争”。中共中央连续发出“新四军支持现有根据地”、“山东根据地实为战略转移的枢纽”、“下绝大决心实行彻底的精兵简政”等强兵、巩固根据地的指示，以利于艰苦条件下的对日作战，并“增长力量，准备反攻”（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677-687页。）。在敌强我弱、无任何外援的情况下，中国敌后战场的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华中、华南等抗日根据地和区域相继粉碎了日本重兵进攻，继续紧紧拖住近半数的在华日军和几乎全部的伪军，减轻了中国正面战场的压力，同时也以正确的战略策略制约了日本借太平洋战争初期胜利之势进攻苏联的可能。
    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重要战略地位和贡献，关键在于中国内部的团结和中国抗日战场的完整保持，这一中国抗战中的核心问题是中国自己解决的。鉴于中国抗战的特殊性，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求同存异的胸怀处理与国民政府之间的关系，将国民党顽固派挑起的内部摩擦减少到最低限度。1941年12月18日、28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专门给华中局、八路军、新四军主要负责同志发出指示，强调“对国民党以疏通团结为主以防制其反共为辅”（注：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卷，第270、272-273页。）。1942年中期，中共中央从大局出发，再一次主动调整了对国民党的政策，表明中共对战后中国发展方向的见解和团结建国的方针（注：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0页。）。因此，在反法西斯战争面临战略危机时，中国战场内部保持了无军事摩擦的团结局面。这是中国作为一个贫弱大国在敌我力量悬殊、外援严重不足、反法西斯战争战略形势不乐观的情况下，创造出支撑盟国战略构架、破坏轴心国战略配合奇迹的真谛之所在。
    中国国民政府在与敌后战场的相互战略支持下，坚持了正面战场的基本防线，此外，还主动配合美英太平洋防御作战，出兵北缅。中国入缅作战除了为保持援华路之外，从战略上讲，也有支持和配合美英的太平洋防御作战的意义。1942年2月15日，蒋介石在新德里谈到新加坡失陷后如何防止德、日会师等问题时说：“我们应当尽一切力量，使德、日军队没有会合起来的可能。”（注：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三），第399-401页。）2月26日，蒋介石又电令宋子文请罗斯福促使英国改变对印政策，并提出警告：“如敌机轰炸印度或敌军进攻印境，必至人心崩溃一发不可收拾……印度问题能否合理与应时之解决，乃为太平洋与地中海战争胜负惟一之关键也。”（注：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三），第439-440页。1942年3月，美英参谋首脑会议也认为，“缅甸是通向中国和印度的大门，中国正牵制着大量日本的陆军和空军，中国是-个未来进攻日本的重要基地；印度是防卫可能的德国-日本在中东会合的关键之地，对于保持经波斯湾通往俄国和通过红海到埃及航路也是必需的。”格雷斯·珀森·海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谋长联席会议史》，第109页。）蒋介石政府的上述这些努力，有着“先打败日本”的战略意图（注：蒋介石1942年6月12日致电宋子文，较完整地阐述了“先打败日本”的战略思想。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三），第159-160页。），但是，在美英溃败的形势下，这些努力有利于遏阻日本在缅甸失陷后对印度继续进行战略攻击。另外，日本在太平洋上进攻之时，中国正面战场赢得了第三次长沙保卫战的胜利，这是对各反法西斯盟国的巨大鼓舞（注：1942年1月，英国掌玺大臣艾德礼和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康纳斯发表演说，美国陆军参谋总长马歇尔电贺；美海军部长诺克斯发表《告中国人民书》，赞扬中国第三次长沙大捷。克里斯托费·索恩：《徒有其名的联盟，美国、英国与1941-1945年的对日战争》（Christopher Thorne,Allies of a Kind,The United States,Britain,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 1941-1945），牛津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93页；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册，中国台北1974年版，第797页。）。正是中国抗日战场的不凡表现，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太平洋战争初期因美英失利而造成的重大战略危机，使日本攻占缅甸后的进攻势头成为强驽之末。美国首脑看准了日本陆军不可能从中国战场脱身，因此在日本太平洋进攻大致尘埃落定之后，结束战略调整阶段，开始攻占北非，实施“德国第一”的战略计划。
    总之，美国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迫暂时推延“先德后日”战略实施，实行战略调整以应付太平洋战场的危机局面。中国战场是美国战略调整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外援仍然不足的情况下，中国为反法西斯战争战略做出了全方位的战略贡献。中国战场是美英盟国在重大失利后短时间内稳定东方战线的关键因素，也是美国大战略能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向实施方面转移的重要保证。中国与其他盟国相互支撑与支持的战略关系是客观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