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法国是第一个同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西方大国，中法建交被西方舆论喻为“一次突发的外交核爆炸”，史学家们更是形象地称其为“在一块密不透风的铁板上撕开了一道裂缝”。中法建交是中国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采取了在内部达成默契的基础上先宣布建交，从而导致法台断交的特殊方式。它使中国实现了与西方大国关系的重大突破，沉重地打击了美国顽固坚持的遏制、孤立中国的政策，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此后不久，意大利、加拿大、比利时、葡萄牙等西方国家相继表示愿意同中国讨论建交问题，英国也不得不考虑在对华关系上迈出实质性的步子，而众多亚非国家则先后与中国建交，中国迎来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与世界各国的第二次建交高潮。
    由于中法两国同样坚持与美苏对抗的独立自主的政策，也由于对中国核能力的迅速增长及其必然产生的中国国际地位增强趋势的认识，戴高乐是坚决主张中法建交的。但在同时，由于避公开宣布同台湾当局断交的游移态度。法国的这种态度即使到了中法宣布建交后仍然没有完全改变。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戴高乐在1月31日记者招待会上闪烁其词的讲话。在这个招待会上，戴高乐正式宣布承认中国，同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但是顾及美国的影响，戴高乐一方面盛赞中国的古老文化；另一方面却又认为中国“正如共产主义制度历来的情况一样，为取得这些成就，给人民造成了很大的痛苦”，表示中法建交“这个决定丝毫不意味着对于现在统治中国的政治制度表示任何赞许”。在极力阐述了法国与中国建交的理由和表示了对中国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反对态度后，戴高乐最后还重申法国同中国建交“只不过是如实地承认世界”，“显然法国应该能够直接听到中国的声音，也让中国听到法国的声音”。[14]戴高乐的这种态度声明，法国在中法建交的问题上，一方面“树立了一个勇于面对现实敢于独立自主的榜样”；[19]另一方面，为了表明法国同中国建交没有损伤西方的立场，对美国、台湾当局和其他西方盟国以及国内反对派都交代得过去，戴高乐又不得不做出某些相反的姿态。但是，诚如戴高乐所说：“美国人必须承认，在亚洲，如果没有中国的参加，任何协定、任何重要条约都是无效的；此外，美国人还必须看到，对于同这个大国建立各种关系、对于恢复它在联合国的席位，美国人在这两个问题上也必须做出结论”。[24]法国正是认识到在这个问题上必须做出结论才放弃了犹豫和徘徊，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并与台湾断交。
    在中法建交的过程中，台湾当局扮演了一个极为尴尬的角色。20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对华、对台政策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肯尼迪上台后，特别是美国在中国驻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上提出重要问题决议案后，美国实际上是在执行“两个中国”的政策。对此蒋介石是坚决反对的。在闻知中法即将建交的消息后，台湾当局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提出严重的抗议，并表示如果中法建交，法台关系将宣告结束。但是，在短短的几天之内，台湾当局的态度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一方面，台湾当局努力试图劝阻法国不与新中国建交；另一方面，台湾当局又接受了美国的建议，试图在中法建交后不主动与法国断交。显然，台湾当局的这一举动与蒋介石坚决反对“两个中国”的立场是大相径庭的。究其原因，首先是美国对台湾当局的威逼利诱起了作用，但更重要的原因却是台湾当局过分依赖美国，以至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不得不听任美国的摆布。事实上，尽管在中法建交过程中美国极尽阻挠之能事，克莱因的台湾之行甚至成功地使台湾当局与法国断交的时间推迟了两周，但是中法建交导致台湾的士气尤其是官员情绪非常低落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为了安抚台湾，约翰逊曾于1964年2月1日向蒋介石表示：“我认为增加外交力量来加强您们国家的国际地位尤其是在联合国的国际地位是十分必要的，我们会在这方面与你们密切合作。”[4]（Document17）但是，美国的鼓气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内容。相反，面对日益强大的中国，美国政府自身也开始寻求新的亚洲政策。而缺少了美国的支持，台湾“外交”变得更加被动，其国际地位更是迅速恶化。可以说，中法建交给美台关系提出了一个严峻的挑战，在中法建交的过程中，台湾当局成了美国外交政策的牺牲品。
    对于中法建交，美国一如既往地用冷战思维考虑问题，竭尽所能地进行反对和阻挠。起初是要求法国与美国等西方盟国保持一致，坚持孤立和遏制中国。遭到法国的拒绝后，美国又出卖台湾的利益，迫使台湾当局不与法国断变，希望借此阻挠中法建交。但是，美国的这一企图同样没有得逞，法国最终还是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中法建交不但“使美国感到难堪”，也“生动地说明了西方联盟内部目前的混乱状况。”[25]对于法国的“背叛”行为，美国的反应是复杂的。一方面，美国希望扼杀法国越来越强的独立意识并减小其影响；另一方面，面对法国等西方盟国不断加强的离心倾向，一向自视为盟国领袖的美国却又无可奈何。正如《纽约时报》的评论所说：“我们同法国的关系仍然是一种既甜又酸的杂拌。”[26]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也逐渐认识到改善美中关系势在必行。正如戴高乐所说：“目前还在等待的某些政府，迟早会仿效法国。”[27]实际上，曾极力反对中法建交的美国，在中法建交之后却同样开始了改善同中国关系的历程，难怪后来尼克松也表示：“戴高乐在我实现对承认人民中国的问题的政策转变上起了重大作用。”[2]（P.372）
    ［收稿日期］2002-0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