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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理论、方法的输入，必然生出这样的要求：用这套新的观念工具考察中国社会，重新梳理中国的历史发展脉络。社会史论战遂应运而生，并得以在学术界轰轰烈烈地展开，各派学人纷纷披挂上阵，运用新式的理论武器，参加这场论战。争论最热闹的问题有这样几个：“一是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二是中国历史是否经过奴隶制阶段问题；三是何谓‘封建社会’以及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断限和特征问题，四是所谓‘商业资本主义社会’问题。”（注：侯外庐：《韧的追求》，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22页。）参加论战的有以陶希圣为代表的“新生命派”；有以《新思潮》杂志为基地的中国共产党主力如王学文、潘东周、吴黎平的“新思潮派”；有托派阵地的动力派如严灵峰、任曙等，还有其他一些自称不属任何派别的讨论文章。这场论战延续数年（大体自1929年至1934年），发表文章约140余篇，出版书籍30余种。（注：参见高军编：《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社会史论战成为中国现代史学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需要在这里强调指出的是，这场论战为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深入人心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且不说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吕振羽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以及后来的侯外庐的《中国古典社会史论》、《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这些早已公认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扩大了唯物史观的影响。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论战各方，即使不属于中共或托派，甚至是共产党的反对者，都大体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学说，并以这作为论证的理论依据。包括胡秋原、方亦如等人也如此。论战中各方共同使用的如‘帝国主义’、‘封建制度’、‘阶级关系’、‘商品经济’等概念、词汇也基本上属于或遵循着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范围。”（注：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71页。）这就有力地佐证了马克思主义被学术界广泛接受的事实。然而马克思主义毕竟是一个新事物，中国的知识分子对此未经过一个充分的理论基础研究阶段，没有消化、吸收其思想实质，没有全面而准确地把握它，就急不可待地援引它来阐释中国历史，正如何干之所说，“可惜各位参战的朋友，对于历史方法的了解，大多数是在水平线之下，结果，问题往往不能好好地提出来，问题提了出来，又不能好好的讨论下去，常常陷入混乱的状态中。”（注：何干之：《何干之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98页。）肤浅的理解、简单地套用往往又容易为教条主义埋下祸根。由于这场论战缺乏必要的对中国史的具体研究作支撑，只是就经典作家的词句的理解争来争去，始终无法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与中国的历史实际兼容起来，所以当论战的硝烟逐渐散去的时候，其核心问题仍悬而未决。空洞宽泛的理论争执走到尽头之时，正是切实具体的专题研究起步之日，这是学术演化的必然逻辑。《食货》的创办实质上是在社会史论战沿着原有方向无法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情势下不得已的选择。《食货》创刊号“编辑的话”说：“中国社会史的理论争斗，总算热闹过了。但是如不经一番史料的搜求，特殊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局部历史的大翻修、大改造，那进一步的理论争斗，断断是不能出现的。”《食货》认识到，理论的发达，必先经过史料搜求、专题研究的阶段，于是退而结网，创办这本半月刊，开始了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的考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