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让我们先来看一下陶希圣及食货学派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陶希圣在《食货》第2卷第4期“编辑的话”中指出，“学术界对于唯物史观的攻击，好像锋头很猛。我要声明的是：（一）食货学会会员不是都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的。（二）这个方法又与什么主义不是一件事情。（三）这个方法的毛病是在用来容易指破历史上隐蔽在内幕或黑暗里的真实。因为他指出别人不肯又不敢指出的真实，便易受别人的攻击。”在这段颇具感情色彩的话里，陶希圣表达了对唯物史观受攻击这一现象的愤慨，陶希圣认为唯物史观是解开历史之谜的锁钥，是通向历史真相的桥梁，所谓“毛病”正是其长处。陶同时也表明，运用唯物史观只是他对一种治学追求的表达，与什么主义无关。如果说这可能是陶希圣自我标榜，有挂羊头卖狗肉之嫌，那么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下他人的评说。同时代的郭湛波认为，“中国近日用新的科学方法--唯物史观，来研究中国社会史，成绩最著，影响最大，就算陶希圣先生了……陶氏在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之贡献，就在他用唯物史观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社会史’影响颇大。”（注：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79页。）何兹全也回忆说：“当时北大史学系的教授思想上大体可以分作三个学派。……一个是乾嘉学+西方新史学+马克思修正主义学派，这派的代表人物可以举出陶希圣。这个问题应该作点说明。我说陶希圣是马克思修正主义，是就学术观点说的，不是从政治上说。政治上陶希圣是国民党，是国民党反对共产党的理论家。他读过马克思、恩格斯、考茨基等人的著作，受有他们的影响。他标榜以辩证法、唯物史观治史，使他成名、在学术上高出别的人，正是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注：何兹全：《我的大学生活》，《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第3期。）他进一步指出：“陶希圣的要害问题在政治不在学术。……批判陶希圣和《食货》，学术和政治要分开。”（注：张世林编：《学林春秋》，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57、258页。）何先生此言可谓一针见血、一语中的。不把学术与政治分开，则无法予以《食货》及食货学派准确的学术定位；将学术与政治混为一谈，正是我们过去判断失当的症结所在。
    食货学派其他成员的态度也基本一致。王瑛在《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大纲与方法》（第2卷第4期）中指出，研究前的理论准备，“（1）深切了解马克思主义……缺乏第一项知识，则一切观点、方法以及术语都不会正确，”这就将马克思主义放在了基础地位，随后他又在“唯物史观与辩证法”部分中，列举了唯物史观的诸要点，并开列了一个参考书目，其中包括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李秉衡在《方法与材料》（第1卷第9期）引用陶希圣的话，“把唯物史观的中国社会史在学术界打下一个强固的根基”，他表示赞同。总之，“食货学派”是把唯物史观当作治史的科学方法来看待的。不过有一点必须指明；“食货学派”和学术立场与政治立场互为表里的“唯物史观派”对唯物史观的理解有所不同，最显著的就是食货学派从一开始就意识到防止教条主义倾向。如刘兴唐在《奴隶社会论的症结》（第5卷第11期）中说：“丁先生忽略了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唯物史观不是凭空造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公式，乃是从人类社会之个别的具体发展的产儿。我们研究中国历史，是研究中国历史之个别的具体的法则，如果不注意个别之分析而纯粹来推测，那么有几何而不流入玄学之域呢？”这里强调不能把唯物史观当作随处可以套用的公式而取代对具体问题的研究，不能用一般来抹煞、取消个别。刘兴唐在《中国社会发展形式之探险》（第2卷第1期）中也说道：“关于中国社会发展之形式问题，因为个人方法论之限制曾生出各色各样的结论，或求之于自然环境，或求之于野蛮民族，以及把唯物史观当作惟一的历史科学方法的人们，又把社会之客观发展法则当作历史之具体的结论，由于他们方法论上之错误，自然难得出良好的结果。唯物史观，只是历史之客观的发展法则，并不能单独成为历史科学上的方法论。他只是使用科学方法论所制造出的结果，所以也只能作为历史之具体分析的一个借镜。把唯物史观当方法论使用的先生们，和木匠把商品当斧子使用一样的可笑。”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从当时的社会科学理论中总结出来的，并非历史研究必须无条件接受的先验的逻辑前提，唯物史观也不是历史学的惟一的方法论，尤其当进行微观研究时，它缺少可操作性，必须借助于其他学科的方法、理论才能完成对历史的解释。食货学派拒绝将唯物史观当作教条，而这却常常被误解为反对唯物史观本身。
    下面将从三个方面具体探究《食货》体现出的保证唯物史观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