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解之二：以经济史观代替唯物史观
    重视人类历史发展中的经济因素，是经济史观与唯物史观的共同之处，也是容易将二者混淆的重要原因。但经济史观与唯物史观有着根本区别。经济史观即经济决定论，过分夸大了经济因素的作用，忽视、排斥了政治、文化等其他因素；而唯物史观既强调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又兼顾到政治、文化等其他因素，凸显了一种“总体史”意识。唯物史观并非经济决定论，这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已有所论述。恩格斯晚年曾说：“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注：恩格斯：《致约·布洛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9页。）“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情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成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和这个斗争的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建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权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表现出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而在这种交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于确定，以致我们可以忘掉这种联系，认为这种联系不存在）向前发展，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注：恩格斯：《致约·布洛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9页。）无视这一点，就谈不上对唯物史观的完整而准确的理解，最终滑向经济史观或其他错误理论。
    “食货学派”的庐山真面目是经济史观还是唯物史观呢？我们看几个例证便可明了。
    陶希圣在《食货》第3卷第9期“编辑的话”中说：“隋文帝的统一与他的政策，我以为要从南北朝时代王权与贵族的冲突这过程里了解。”此话是针对张玉林的《隋文帝的社会政策及其经济手段》而发的。张文主要从农业经济的破产入手，分析隋初的统治政策，着重点在经济，而陶希圣提出从王权与贵族的冲突方面来考察，着眼点在政治。陶希圣不但自己没有忽视政治因素而流于经济史观，而且纠正了别人只重经济的偏向。
    陶希圣在《食货》第5卷第8期“编辑的话”中说：“假如对于‘色役’本身，再加以分析，将它与社会、经济、政治各方面的复杂关系，将与‘色役’类似的一些东西，加以考察，或许对于南北朝社会的性质的理解，又要改变一些。”这是针对武仙卿的《南北朝色役考》说的。曾謇也在《古代宗法社会与儒家思想的发展》（第5卷第7期）中谈道：“一切的事物--经济的、政治的、思想的--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都有它们相互的联系与依存。换句话说，就是它们并不是彼此孤立的东西。”这显然与经济史观大相径庭，经济史观突出了经济因素，把历史发展的终极原因和根本动力等同于全部原因和一切动力，割裂了事物之间的固有联系，把经济因素之外的丰富的历史内容挡在了视野之外，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而食货学派的确避开了这个理论陷阱。
    四、结语
    《食货》及“食货学派”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史上是一道绚丽的风景线。高耘晖在《分工研究的方法》（第2卷第2期）中说道：“我以为现在国内对于中国社会史从事研究的人，虽然不少，可是真正有具体组织的，还只是食货学会。事实上，食货学会现在或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成为中国社会史研究的一个重心。”齐思和也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说：“他（指陶希圣--作者注）所主编的《食货半月刊》更是一个最著名的社会经济史杂志。”（注：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燕京社会科学》1949年第10期。）这是时人的评价。
    社会史研究在当代史坛蓬勃开展、方兴未艾，这与《食货》及“食货学派”有着难以割舍的渊源关系。一篇回顾近年来社会史研究状况的文章，这样写道：“社会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或是一种研究范式，大概出现于本世纪20年代末，与法国年鉴学派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我国，至少在30至40年代，曾一度辉煌。”（注：郭松义：《中国社会史研究五十年》，《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4期。）尽管没有提到《食货》，但却蕴含了一个富有价值的信息。假如本文的结论成立，“食货学派”就是唯物史观派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分支。如果说年鉴学派可以代表西方新史学，那么唯物史观派是否可以代表中国的新史学？年鉴学派与唯物史观派在研究路向、研究方法上的不谋而合，是否昭示了国际史学一体化的一种内在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