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希圣在《唐代寺院经济概说》（第5卷第4期）中说：“中国佛教史的研究，现在多限于教理的流派及演变。教会的历史及寺院经济史的研究，纵有也不过是初步的，后一部门更是少见。我们注意到寺院经济，于今共五六年，但我们的力量也只用到寺院的田地商店、人口像设等富力与人力的数量和寺院与政府就于富力人力的冲突。在寺院的内部，我们曾注意到教徒的身份等级，说到寺院财产与僧财产的关系，施舍财产的人与寺院的关系，寺院财产的构成和经营方式，戒律与法律对于寺院财产与僧尼财产的规定，我们以前都是没有致力，有的还不能致意。实在地说来，这不曾致意致力的几点，正是我们了解寺院经济乃至教会组织的内容及性质最重要的几点。”从寺院内部财产关系入手研究寺院经济，从寺院经济入手研究佛教史，这一思路新颖别致。若不是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南，很难得出这样的见解。
    三、有待澄清的两个误解
    误解之一：提倡实验主义
    何谓实验主义？“实验主义只是一种方法，只是研究问题的方法。他的方法是：细心搜求事实，大胆提出假设，再细心求实证。”（注：胡适：《胡适文存·我的歧路》二集，亚东图书馆1924年版，卷三第99页。）重视史料是实验主义的要害所在，虽然它也讲“方法”，而且是“科学的方法”，但它是限于史料考订层面的、技术性的方法，与处于历史阐释层面的、理论性的方法相去甚远。我们无须否认，《食货》中有高度重视史料的倾向。但我们还必须明确，这一倾向是由对社会史论战的反思造成的，是对论战流于空论的纠偏补弊，因为“一场论战使大家感觉无知了，于是反回头来，从新做起。……从热烈到冷静，变空疏为笃实。”（注：马乘风：《中国经济史》嵇文甫序，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况且，陶希圣并不排斥对方法的探讨，他在《食货》（创刊号）“编辑的话”中说：“史学虽不是史料的单纯的排列，史学却离不开史料。理论虽不是史料的单纯的排列可以产生，理论并不是仅原形一摆，就算成功了的。方法虽不是单纯把材料排列，方法却不能离开史料独立的发挥功用的。有些史料，非预先有正确的理论与方法，不能认识，不能评定，不能活用；也有些理论和方法，非先得到充分的史料，不能证实，不能精致，甚至于不能产生。”可见，陶希圣是兼顾史料与方法、理论的平衡，并未用一方完全取代另一方。正如何兹全所说：“《食货》对待材料和理论、方法的态度，大体是合理的。”（注：张世林编：《学林春秋》，第257页。）
    李秉衡在《方法与材料》（第1卷第9期）中说：“研究须以伟大的方法，照耀着、贯通着、运用着，一切材料。《食货》除收集材料外，似应将过去中国社会史论战所遗下之第一要点，即方法的再事修养与确定--不是再度论争，应是切实的奠基。”历史研究必须以一定的理论方法为指导，社会史论战所暴露的正是理论准备之不足，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入研究。社会史论战的问题在于没有充分掌握理论，不在理论本身不正确或根本不应该使用理论。陶希圣在李文末尾的附注中指出：“如果把方法当结论，虽不是机械主义，却易陷于公式主义。历史的研究必须顾到历史的事实。实验主义不尊重确定的理论或思想，公式主义不尊重事实或材料。”实验主义重史料而轻理论，公式主义重理论而轻史料，二者都有弊病。陶希圣直截了当地指出了实验主义的弱点，如何说他是提倡实验主义呢？王瑛在《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大纲与方法》（第2卷第6期）中说：“我们认为昧于一般的方法理论去研究中国经济史是胡闹，绝对说不上什么研究！因之，我们一再提起注意方法论的重要，不要大家跟着别人胡抓乱挠！研究中国经济史，第一应先把握一般的正确的方法及理论，第二，才能去进行所谓‘广搜材料’”，不仅如此，《食货》还为理论与方法的探讨辟专栏：“方法与理论”（第3卷第6期）“理论与方法”（第3卷第8、12期）、“方法”（第2卷第4期）、“研究方法”（第2卷第5期），出专号：“经济史理论与方法专号”（第5卷第11期），还有大量的此类文章，如齐思和的《研究历史问题之方法》（第4卷第3期）等。
    食货学派显示出了高于史料派和其他史观派的卓识，克服了重史轻论和重论轻史两个极端。实验主义的方法，“拿证据来！”，“只是研究历史的必要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这种“科学方法”只能在“训诂学”和“版本学”里充分发挥其功能，顶多在确定具体“史事”有无真伪的问题上施展其才干。（注：唐德刚：《胡适杂忆》，华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147页。）这是实验主义的固有缺陷。而一般的史观派则“对于材料，毫不审查，见有一种材料，与其先入之见相合者，就无条件采用。……往往谈理论太多……感觉他是谈哲学不是讲历史”，（注：马乘风：《中国经济史》冯友兰序，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急于求知识，而殆于问材料。……彼于史实，往往一无所知”。（注：钱穆：《国史大纲·引论》，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4页。）郭沫若也坦白承认道：“我初期的研究方法，毫无讳言，是犯了公式主义的毛病的。我是差不多死死地把唯物主义的公式，往古代的资料上套，而我所据的资料，又是那么有问题的东西。”（注：《海涛》，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版，第118页。）这种倾向在史观派中普遍存在而浑然不觉。陶希圣在这一问题的认识上则既搜求史料又研讨理论，在理论指导下考订史料，在整理史料中生成理论，取鉴实验主义又能超越实验主义，源于唯物史观而不囿于唯物史观。史观与材料、义理与考据、实证与阐释犹如鸟之两翼、车之双轮，缺一不能构成完整的史学，无论哪一端过分发达，都将导致史学的失衡。陶希圣早在30年代就开始了整合史观派与史料派所代表的两大学术谱系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