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为了保证长子之外的孩子的继承权不受侵犯。丈夫逝世后可能留下一群孩子 ，其中可能有些尚未成年，甚至还有婴儿。长子无须寡妇操心，上一级领主自会对其实 行监护；即使由母亲监护，最终控制权仍然掌握在上一级领主手中，婚姻权也由他行使 或出售；所以寡妇很少操心长子的抚养问题。但是其他孩子必须由她抚养。如果寡妇再 婚，后夫很可能侵占其财产，使其他孩子的继承权得不到保障。许多丈夫生前即对此表 示担心，并且提前有所安排。例如1442年，吉伯特-雷尼爵士将其所有动产赠给妻子玛 格丽特，但是规定“我死后，她必须宣誓贞洁，否则她只继承其中的1/3”[14]（p.49） 。他并不打算阻止妻子再婚，而是一心维护自己孩子的继承权不受侵犯。所以，寡妇进 入修女院经常是为了保护长子之外其他孩子的继承权。
    再次，是响应基督教对寡妇贞洁的宣传。在中世纪的西欧，贞洁的寡妇生活被认为是 仅次于童贞的理想，是一种“第二童贞”。这种观念受到基督教会的大力宣传和赞扬， 早期教父吉罗姆和安布罗斯等就极力推崇不受再婚诱惑的寡妇。基督教认为，贞洁的寡 妇有特殊的祈祷力量，寡妇越贞洁越有人请她祈祷，而实现贞洁理想最好的方式就是进 入修道院修行。教会就是利用这种精神控制方式，使自己最终成为贵族寡妇财产的受益 者。例如墨洛温王朝时期，为逃脱国王为寡妇里科蒂德（Rictrude）安排的再婚计划，高 卢主教旺帮助她进入修道院[15]（p.43）。而且，贞洁的寡妇进入修道院也会为修道院带 来更多的财产捐赠，无论是教会还是寡妇本人都能受益。因此，动员寡妇进入修道院也 经常是教会聚敛财富的一种手段，在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英国、中世纪时期的意大利 南部、中世纪晚期的佛罗伦萨和16世纪的西班牙，都可以为此找到例证[16]（p.20）。
    最后，有些贵族寡妇是为寻求一个安全的住所。在中世纪的西欧，某些法律规定了寡 妇的住所问题。例如在苏塞克斯，当地法律允许寡妇在家中继续居住。而在普通法下， 无论寡妇拥有多少土地财产，只允许她在居所住40天，40天后必须离开[17]（p.91）。因 此她们必须另寻安全居所，而修道院通常是她们理想的安全所在。住在修道院不仅可以 躲避财产觊觎者和求婚者，而且像进入修道院的贵族妻子一样，她们可以把这个安全住 所当作度过余生的养老之地。
    三、结论
    综上所述，由于财产和血统条件的限制，致使进入修道院的妇女绝大部分来自贵族家 庭，从而使修女院在某种意义上成为贵族妇女的修道社团。理论上，只要放弃世俗社会 的一切，自愿过贫穷、贞洁、服从的生活，所有基督徒都可以进行修道，追随“赤裸的 基督”。而实际上，上述两个条件把大部分贫穷家庭的妇女挡在了修道院门外，这实际 上背离了修道的宗教宗旨。因此修道条件限制是修道世俗化的标志。
    贵族妇女进入修道院并非都是出于宗教动机。无论是贵族女儿、妻子还是寡妇，进入 修道院都不可避免地与家族、土地、财产、继承、婚姻等现实问题密切相关，经济和财 产原因尤其突出。因为在封建时代，社会地位高低主要取决于地产多少，而婚姻和继承 是地产变动的两大重要因素。领主往往通过控制这两大因素来保持和扩大世袭财产，办 法之一便是让贵族妇女进入神圣的修道院。但是为了掩饰他们的目的，所有相关令状都 写着“为了……灵魂的得救”。当然，也有些贵族妇女选择修行确实出于虔诚的动机。 但不可否认的是，外部世界对贵族妇女的影响力远远大于她们内心的精神追求，世俗目 的超越了宗教目的。所以修道不仅是宗教生活的一部分，也是世俗生活的一部分，尤其 是世俗领主生活的一部分，是领主权力在宗教领域的体现[10]（p.62）。
    贵族妇女进入修女院还说明西欧中世纪妇女社会地位低下。无论是童贞女、妻子还是 寡妇，她们进入修道院几乎都不是个人自主的选择，而主要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和家 族策略的支配，本人意愿不占主导地位，甚至根本不被考虑在内。但贵族妇女进入修道 院并不等于放弃其尊贵血统，她们在修道院里仍然保持着自己的高贵。这种高贵也吸引 着地位较低的贵族妇女，她们希望通过与贵族上层甚至国王的女儿、妻子和寡妇在修道 院里共同生活，获得向上层社会流动的机会。一旦世俗社会环境改变，妇女地位提高， 修女便会大幅度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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