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但《史记》中却有一些进步的观点值得注意。例如，与以前的史籍不同，《史记》比较重视社会经济的记载。司马迁意识到经济的发展必然引起政治的变动，他试图通过经济现象来考察社会历史的演变。所以他说：“作《平准书》，以观事变。”（《太史公自序》）在《史记》的影响下，后世“正史”多沿袭它的体例，设《食货志》。司马迁对秦始皇统一中国评价很高，说：“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他批评当时一些学者看不见秦始皇的历史功绩，说：“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均见（《六国年表·序》）司马迁最反对暴攻，但对秦始皇却有如此高的评价，这充分反映了他具有历史家的远见卓识。
    按照司马迁的唯心史观，自然认为创造历史的，主要是历代的帝王将相；但他同时也注意到历代各阶层人物的历史作用也不能忽视。所以《史记》一书对秦末农民起义，对陈涉、项羽在推翻秦王朝的过程中所起的历史作用，作了充分的肯定，说：“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秦楚之际月表·序》）此外，《史记》还为当时一般学者所看不起的社会底层人物立了许多类传，如《游侠》、《滑稽》、《日者》、《龟策》、《货殖》等，记录了他们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这些，都是司马迁史学思想中一些比较进步的地方。但是，《史记》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存在“天命论”和“历史循环论”的影响，这反映了时代的局限性。又如《苏秦列传》把公元前三世纪初的苏秦事迹移到了公元前四世纪末，颠倒了苏秦和张仪的时间顺序，反映他在处理材料上还有不够周密、审慎之处。
    （2）《汉书》
    班固的《汉书》基本上沿袭《史记》的体例。《汉书》的主要成就在编纂方法，而不是在思想观点方面。从思想观点来讲，《汉书》充满封建神学思想。但它对后世影响很大，推其原因，主要是在编纂方法上确有一些长处。
    首先，《汉书》开创了断代为史的先例，成为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汉书·叙传》批评《史记》说：“汉绍尧运，以建帝业，至于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纪，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因此，为了突出汉代的历史地位，《汉书》起自西汉王朝的建立，终于新朝（王莽）灭亡，把《高祖本纪》排在首篇，项羽则从《史记》的本纪降为列传，王莽的传记作为叛臣排在最后。这种断代为史的新体例，深受封建统治者的赞赏。于是后来每换一个朝代，就修一部前朝的断代史，到清朝便有“二十四史”的形成。其中除《史记》、《南史》、《北史》外，全部都是纪传体的断代史。
    其次，《汉书》在编排方法上比较整齐、严密。《汉书》各传一般是按时间顺序排列，先专列传、合传，次类传、民族史传，最后是逆臣传。各传名称，概以姓或姓名标题，只是诸王传除外；不像《史记》，有的以姓标题，有的以姓名标题，有的以爵名标题，极不统一。《汉书》的十志，虽然本于《史记》的八书，但却远比《史记》八书完备、丰富。特别是其中的《刑法》、《五行》、《地理》、《艺文》四志，为《史记》所无，为《汉书》所首创，扩大了历史研究的领域。又十志叙事，贯通古今，是后世《通典》、《通考》等有关典章制度的通史的开端。
    又次，《汉书》的另一个突出优点，是“文赡而事详”。（范晔《后汉书·班固传》）汉武帝以前的纪传，《汉书》多采用《史记》旧文，但不是照抄，在采用时作了很多增删改易。如帝纪部分，增载了很多重要的诏令原文；传记部分，收入了大量有关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方面的奏疏、对策、着作和书信。武帝以后诸传，亦多载有用的奏疏。《汉书》十志，也有重要历史文献的收载。这些皆《史记》所无，对研究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此外，《汉书》增传也不少。《史记》无《吴芮传》、《苏武传》，蒯通附《韩信传》内，伍被附《淮南王传》内，张骞附《卫青传》后，而《汉书》为这些人均另自立传。另外《汉书》增补史料的地方就更多了，其中尤以对民族史传补充的资料最多。如《匈奴传》，增补了汉武帝以后的大量史料。《西域传》根据《史记·大宛列传》扩充而成，记述了今新疆及中亚、西南亚境内三十几个国家的历史、地理、物产、户口等情况。《汉书》又合并《史记》的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诸传，而成为《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增补了大量资料。总之，《汉书》对民族史的记载比较详细、有系统，为我们研究民族史提供了比较完备的史料。
    （3）《三国志》
    《三国志》是晋陈寿所作，比范晔《后汉书》成书早一百多年，故依时间顺序，先述《三国志》。《三国志》属于纪传体的分国史。它一面将魏、蜀、吴各自独立成书，当作国别体史书来写；另一面，又实际上尊魏为正统。例如，全书共六十五卷，前四卷《魏帝纪》是全书的纲，记三国时期全中国的大事；后六十一卷为传，是补充说明《魏帝纪》的。这是从宏观来看。再从微观来看，三书内部各自又有纪与传、纲与目的关系。这是《三国志》在内部结构上的一特点。抛开正统观念不谈，三国中以魏最强大，最后统一中国者也是继魏而帝的西晋。记三国史，在分三书的基础上，以魏为纲，有利于全面地、清楚地记述三国鼎立的历史，这是应当肯定的。
    《三国志》叙事条理清楚，质朴无华，取材谨慎，不苟下笔。据《三国志·裴注》所引《献帝传》：献帝禅位于曹丕时，有李伏、刘廙、许芝等的劝进表十一道，曹丕下令固辞，亦十一道。（《文帝纪·裴注所引》）而《三国志·文帝纪》尽删削不载，只录汉献帝禅位策一通。由此，也可看出《三国志》取材审慎，叙事简净。
    另外，《三国志》评论人物也比较准确。如评论曹操说：“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臼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这一段评论，从当时复杂的阶级斗争形势出发，对一位政治作家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表现了作者具有历史家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