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文字过于简略，南朝宋裴松之采三国异同，为之作注。裴注不专在解释文义，而重在补充材料，注文比原文增多三倍。裴注的特点，据他自己概括有四点：①上搜旧闻，傍摭遗逸，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罔不毕取，以补其缺；②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③苦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④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辨。（裴着《上三国志注表》）由以上四点，可知裴注起了补缺、备异、惩妄、论辨的作用，其价值不在原书之下。
    （4）《后汉书》
    作者南朝宋顺阳（今河南淅川）人。他所生活的时代，距后汉二百余年，已有不少人写过后汉历史。据《隋书·经籍志》着录，比较着名的就有刘珍等十多家《后汉书》。范晔文笔高超，史学造诣很深，善于博采众家所长。所以他的《后汉书》写成后，除袁宏《后汉纪》尚存外，其他诸家《后汉书》都逐渐被淘汰了。他的《后汉书》却作为“正史”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合称为“四史”，被誉为古代史学名着之一。
    范晔的《后汉书》，原定有十纪、十志、八十列传。但十志还未完成，他就被杀害了。现在《后汉书》里的八志，是后人梁刘昭作注时，从司马彪的《续汉书》里取出来补进去的。本书的价值在于保存了后汉一代的史料。现在诸《后汉书》除个别以外，均已亡失。此书就是研究后汉历史的最重要资料。
    此外，在思想性方面，范书有几点值得特别提出。例如，东汉尚气节，范晔的《后汉书》首创《党锢》、《独行》、《逸民》等类传，来记述社会上敢于与黑暗势力作斗争的崇尚节义的人士。尽管这些人所崇尚的节义，仍然是封建士大夫的节义，但他们对封建统治者的腐败黑暗现象，敢于表示愤怒、抗议，正与劳动人民的意愿一致，这还是应当肯定的。又东汉以来，谶纬迷信流行，佛学开始兴起，范晔虽也受时代思潮的影响，但其思想主流却是反对封建迷信思想的。其《西域传·论》对佛教哲学的批判，就是很显着的一例。他指出：佛教哲学是客观唯心主义的，其荒诞不经与诡辩超过了谈天衍和庄周万倍；至于灵魂不死与因果报应之论，更是似可知而实不可知的骗人谬论。又《后汉书·张衡传》载张衡给皇帝的上疏《请禁图谶》一文，可知范晔对谶纬迷信是持反对态度的。又《后汉书》首创《列女传》，记载妇女中“才行高秀者”，这无疑是给历史上的地位一种肯定，表现了一个历史家的远见卓识。
    （5）《华阳国志》
    《华阳国志》，晋常璩撰，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方志史书。它记载的地区在今四川、云南、贵州及陕西南部一带，因在华山之南，山之南曰阳，故此书名为《华阳国志》。全书大体分三部分：①前四卷着重记述巴、蜀、汉中、南中各郡的自然地理与经济地理，虽然其中也记述了一些政治、军事、民族等情况，但总的来说，仍以记载地理为主，相当于“正史”中的《地理志》。②卷五至卷九，以编年体形式记述了西汉末至东晋末割据巴、蜀的公孙述、刘焉父子、刘备父子和李氏成汉政权的历史。这一部分很象“正史”中的本纪。③卷十至卷十二，记述了梁、益、宁三州的先贤和后贤等的事迹，相当于“正史”中的人物列传。从以上介绍，可知《华阳国志》有纪、有传、有志，是编年史、人物传和地理志的结合，不是单纯的地理着作。其内容记载了西南地区古代各郡县的历史沿革，地理位置、着名山川，重要道路、各地物产、民情风俗、主要的民族、名宦政绩、各县大姓，等等，为研究西南地区古代的地理、政治、经济、民族等情况提供了珍贵的史料。所以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比较完整的地方志史书。
    （6）《水经注》
    郦道元《水经注》是历代史家公认的瑰宝。《水经》原文极简，约一万多字，郦注却有三十万字，增加了二十多倍。《水经》所记河流仅137条， 每条不过简短的一两句话。郦道元以《水经》记经水为纲，补充介绍各经水支流达1252条，将近增加十倍。所以此书虽名为注释，实际上是一部全面系统介绍我国古代河流分布的水文地理着作。本书还依河流经过，注出各水所经地方的古今地名沿革和有关历史地理典故，还详记各地山川、都市、祠庙、名胜、古迹、风俗、歌谣、怪异及动植物等，内容极为丰富，使人读后能增加历史地理知识。此外，还着录古代碑刻三百多块，记载具有军事战略意义的要地二百多处，特别是有关农田水利资料记载的最多。郦道元不仅是一位地理学家，而且也是一位文学家。《水经注》中有不少短小精干的游记小品，对后代文学家有不小的影响。如李白、杜甫的诗篇，柳宗元的山水游记，都从《水经注》中直接吸取过艺术营养，
    （7）《洛阳伽蓝记》
    本书的主要内容，在记载北魏京师洛阳四十年间佛教寺塔的兴废；但同时也反现了当时洛阳在经济上、文化上的情况以及社会各界的生活状况；还反映了北魏王朝在这四十年间所发生的政治、军事上的大事，如高祖迁洛、太后临朝、宦官用事、外藩举兵、诸王争立，乃至与南朝及四夷的关系等。其中不少史料可补“正史”之缺。如所记尔朱荣之乱（卷一《永宁寺》），萧综奔魏（卷二《龙华寺》），东平王略自魏奔梁，又再度返魏（卷四《追光寺》）等事迹，都可与“正史”所记相参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