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即是“活动”吗？是的。马克思是这样认识的，列宁也是这样认识的，而且正是马克思这一伟大发现，从而才把实践观点引入了社会历史领域，使得社会历史观发生了根本的变革。
    “利益”概念是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爱尔维修首先提出来的，他认为利益影响人们关于一切事物的看法并作出相应的判断，建立了以利益为基础的一整套启蒙思想理论。以后的费尔巴哈、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都基本上承袭和发展了爱尔维修的理论。正是如此，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的理论思想是“以物质利益和由物质生产关系所决定的意志为基础的”（《马恩全集》第3卷第213页）。
    但是，爱尔维修的“利益”是建立在感觉主义基础之上的，是把人理解为“感性的对象”的结果，使得“利益”成了“感受”、“欲求”、“功利”等等的代名词。对此，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批判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马恩选集》第1卷第16页）。在这里， 马克思就清楚地提出了“人的感性的活动”这一重大哲学命题。这个命题就使得“利益”的内涵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利益是活动的反映。马克思又说人的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因此，用“利益”去理解社会历史现象，就是坚持了实践的观点。列宁说：“马克思主义是根据日常生活中千千万万件事实所表现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来判断‘利益’的。”（《列宁选集》第2卷第634页）可见，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和列宁的认识是完全一致的。如果不这样看问题，而把“利益”理解为“感受”、“欲求、“功利”等等，那它就怎么能和“决定阶级的政治本质”联系得起来呢？
    坚持从“活动”出发，就要求在历史研究中要详尽地占有史料，并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方能使我们的研究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
    （二）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原则。
    列宁的这一概括，还充分体现了用联系的、发展的观点去分析问题的方法。这首先表现在列宁从社会角度着眼对“利益”作了层次区分，即包括：第一，就社会中的各个阶级来说，它们有哪些各自的利益；就每一个阶级来说，它又有哪些不同的利益；第二，在这些利益中哪些是属于“当前的主要利益”。这种区分就从整体上把握住了利益之间、和一般利益与主要利益之间的联系，从而避免了片面性。其次，在列宁看来，判定主要利益，必须要和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紧密联系起来，考察它对社会历史发生的作用、产生的影响。这样就坚持了用发展的观点辩证地看问题，才能有效地克服停滞、僵化的错误。
    用“主要利益”去判定阶级政治本质，这种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决定事物本质的是事物内部矛盾的两个方面中的那个居于主导地位、起着支配作用的方面。列宁的这一理论概括蕴含着丰富的历史辩证法思想。
    可见，正确地运用列宁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就能从方法上根本克服形而上学的错误，坚持联系的、发展的、辩证的观点和方法，正确揭示社会发展规律。
    （三）坚持了历史主义态度。
    在列宁的这一理论概括中，对“主要利益”用“当前”二字加以限定，这就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要求对每一特殊的历史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的态度，从而坚持了历史主义。
    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若干历史阶段，在每一历史阶段中又分为若干历史时期，在每一历史时期中又分为若干历史时代，在研究历史的时候，就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才能够做到具体历史具体分析。“当前”的主要利益，就是指具体的历史范围中的主要利益，而不是指整个历史范围中的主要利益。这样的限定，就把宏观历史与微观历史区别开来，在理论的实用范围上，则把历史唯物论与历史学理论区别开来，就能做到在尊重历史实际的前提下，充分认识社会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多样性。
    所以，列宁对阶级斗争理论的概括，不管是在本体观或方法论方面都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了历史主义态度，以之作为认识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线索，就会使我们的研究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
    三
    按照列宁概括的阶级斗争理论的原则，我们在研究方法上还需要澄清以下几个问题：
    （一）关于阶级的经济范畴和社会范畴有机统一的问题。
    阶级的经济范畴决定社会范畴，而社会范畴又对其经济范畴具有反作用，这种反作用表现为是维护或改变其原有的经济地位。但在过去，我们看待这一问题却表现了片面性：其一，只强调了“决定”的一面，而忽视了“反作用”的一面，而且是用孤立的、静止的观点去研究，没有把它们的统一放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把握，没有用运动的、发展的观点去把握。例如，看“阶级”，往往是铁板一块，其中没有矛盾，也没有分化。这并不是历史的实际。而往往剥削统治阶级中分化出来的集团却成了被剥削阶级利益的代表。同时，在一定历史情况下，一个新的观念、一种新的思想，都可以导致人们的新的行动，这些现象在新旧体制交替的历史时期中表现尤为突出。所有这些活动，既可以是从维护或改变现有的经济地位、经济关系出发的，也可以是从维护或改变将来的经济地位、经济关系出发的，因此，都可以找到其“深刻的经济原因”。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把握阶级经济地位的变更，正是坚持运动观、发展观的体现。其二，在分析经济范畴与社会范畴的关系时，忽视了人的“行动动机”的重大作用，导致了只见物、不见人的片面性。这也正是忽视了阶级的社会范畴对其经济范畴的反作用的结果。如果否定人的行动动机的重要作用，从根本上说也就是否定了人的历史主动性，使得新旧体制交替、社会历史的变迁或变革成为不可思议的事情。马克思主义是承认行动动机的重大作用的，恩格斯曾经高度赞扬了引起整个民族行动起来的行动动机。这与资产阶级史学家把动机绝对化，过分夸大动机的作用，完全是两码事。因此，研究动机，揭示人的历史主动性及其规律，就能克服见物不见人的片面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