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动机与效果的统一问题。
    长期以来，理论界认为“动机与效果是统一的”，即是说，好的动机引出好的效果，坏的动机引出坏的效果，或者效果的好坏决定着动机的好坏。这一理论概括是不全面的，它只不过揭示了动机与效果统一关系中的一个方面的真理，而不是全部。因此，这一结论是有前提条件的，就是说在一定范围之内才表现如此。例如，拿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的行动动机来说，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关系范围内，资产阶级贪得无厌的榨取工人剩余价值的动机，引出了无产阶级受到深重的、残酷的剥削和压迫的结果。在这方面，坏的动机引出了坏的结果。但是，在资产阶级与社会历史发展的关系范围内，同样是资产阶级贪得无厌的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的动机，却引来了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的后果；它使生产关系、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革命化。可见，在这个范围内，资产阶级的坏的动机却引出了好的结果。正如恩格斯指出：“正是人的恶劣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第28页）。同样，历史也已经证明：好的动机引出坏的结果的事实是屡见不鲜的。所以，在动机与效果的关系表述上拟应补充如下方面：在一定历史条件或范围之下，好的动机可以引出坏的结果，坏的动机也可以引出好的结果。这正是历史辩证法的表现，是史学研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则。因为在恩格斯看来，“人们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期望的目的而创造自己的历史，却不管这种历史的结局如何，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影响所产生的结果，就是历史”（《马恩选集》第4卷第243—244页）。从这段话中可以清楚看出，动机与效果的统一关系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个人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另一方面是对外部世界影响所产生的结果。如果只看到前一方面，即动机与效果统一的方面，那么其认识方法不仅是片面的，而且在历史本体观上还会导致唯心主义。其原因在于，这种认识不是把“历史”理解为“自然”历史过程，而看到的是动机对历史的主宰作用，这就夸大了动机的作用，陷入了历史动机决定论。正确的方法，是要把握住这两方面的联系，方能把动机的作用放到适当的位置上，从而把历史理解为“自然历史过程”。
    （三）关于“一分为二”方法的问题。
    “一分为二”方法是适用于一般史学研究的，但把它用来分析“阶级政治本质”，势必导致折衷主义。
    史学研究中曾有一个奇怪现象，就是不敢正面肯定那些对社会历史发展起了重要推动作用的剥削统治阶级的进步的或革命的政治本质，而往往用“功绩”论迂回影射，采取了模棱两可的态度。表现有：其一，“主观”与“客观”论。诸如：主观上为统治阶级的长治久安，以便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客观上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其二，“功绩”与“本性”论。即：往往在肯定它的重大历史功绩之后，却又强调指出，剥削统治阶级的本性是压榨人民的、是贪得无厌的。其三，无定论。即既指出剥削统治阶级的历史功绩一面，又指出它压制人民一面，两面似乎是半斤八两，无从对其本质定性。在有些同志看来，这就是在运用“一分为二”的分析方法，其实，是对“一分为二”方法的曲解。其根本原因，如前所述，决定事物本质的，只能是事物内部矛盾中的那个居于主导地位、起着支配作用的方面。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理。如果谁是革命的阶级，谁是反革命阶级都没有弄清楚，何以谈得上以此为线索去说明社会历史现象、历史的变迁和政治变革，并从中揭示规律性的东西呢？
    前面谈到了利益的层次区分，与此相应的还有内涵的区分，概括起来，利益有这样几类：自身阶级的利益、阶级所表现的社会利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人类共同利益。其中任何一种利益当其在一定历史范围内构成了“当前主要利益”时，都可以据此判定该阶级的政治本质。又拿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来说，它的利益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满足自身阶级贪欲的剥削工人的利益；另一方面是使经济关系不断发生革命性的变革，解放生产力，促进生产力发展、社会历史进步的利益，而且这一利益又反映了人类共同进步利益。因此，在这两方面利益中，后者则构成了当时时代的主要利益。无疑地，这时资产阶级的政治本质是革命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十分清楚地表述了这一观点。同时，据此，他们还揭示了同时代的其它阶级的本质。他们指出：“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如果说他们是革命的，那是鉴于他们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这样，他们就不是维护他们目前的利益，而是维护他们将来的利益，他们就离开自己原来的立场，而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转引自《列宁选集》第2卷第588页）。由于对各阶级本质的正确揭示，所以就可以科学地把握这段历史时期中阶级斗争的原因、进程、特点及趋势，并从理性的高度去把握历史，反映历史的实际，从中总结出历史发展某些规律性的东西。
    用“当前的主要利益”去判定阶级的政治本质，使得剥削统治阶级能够成为推动社会历史进步的动力就具有了可能性。如上所述，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就表现如此。这种状况，既是历史的复杂性、多样性的体现，又是历史的偶然性中所反映出的历史必然性的表现。
    （四）关于理论的实用性问题。
    任何一种史学理论都不能取代客观的历史实际，但理论的原则来自于对客观历史的总结和抽象，因此它可以指导对具体历史的研究。这种“指导”，就是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指导，也就是说，它是历史研究的“线索”。
    列宁概括的史学阶级斗争理论，坚持了实践以及实践检验真理标准的观点，坚持了用联系的、发展的、辩证的观点去分析问题的方法，完全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之作为认识阶级社会复杂纷繁的历史现象的“线索”，因而具有深刻的认识论意义。其理论的实用性，不仅可以科学地认识阶级斗争的历史，认识阶级斗争的原因。产生过程、斗争的特点及发展的趋势，客观地反映历史的真实，并从中抽象出规律性的东西，而且还可以指导阶级社会的经济史、思想史、文化史等的研究，因为这些历史同样受到阶级利益的矛盾、冲突和斗争的制约和影响，那种企图用超脱阶级斗争的观点，孤立地去研究这些专门史的作法显然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