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创我国历史学新局面
    翟强（美国俄亥俄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近年来，随着我国的重点日益转向现代化建设，各项事业日益走向开放，国内一些史学家，特别是一批青年史学工作者，有感于新形势的要求和召唤，不断发出“史学危机”的呼声。作为一个正在国外学习历史的留学生，我认为，这种现象反映了一种正常的要求，是一种健康的心态表现。
    实际上，不管史学界是否真的出现了“危机”，这种呼声的出现，代表了一种愿望和要求。它表明：人们已越来越意识到，我们过去的史学研究的对象和方法，已远不能适应今天这个正在变革的时代的要求。它标志着史学正在发生转机，正在为适应新的形势而酝酿着如何突破和革新史学研究的内容和形式，使史学向着更广阔的研究天地和更高的科学层次发展。因此，“史学危机”呼声的提出，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是符合人们的认识规律的。
    关于“史学危机”经常议论的内容，我认为主要集中于史学研究的对象和方法两个方面，包括对我国史学现状与传统的批评，以及对今后史学发展的建议。
    从研究对象上来看，我们以往的史学范围过于狭窄，课题陈旧。以我所学习的美国史为例，我们过去的著述和文章，多侧重于政治和经济，集中于研究美国的阶级斗争和罢工运动，经济危机和帝国主义政策；较少论述社会、文化、宗教、移民等问题。结果，很多文章大同小异，写出的历史缺乏层次，缺乏整体感，枯燥乏味，不能生动地再现美国历史的复杂多样性。
    从研究手法上讲，我们过去多采用阶级分析法，强调形式逻辑推理，重视社会发展规律，忽视个体行为规律；强调社会意识形态，忽视社会心理和个体心理；强调一因一果的简单决定论，忽视历史进程中的一因多果、一果多因和互为因果的辩证关系。结果，我们笔下的历史，过于理性化和带有机械决定论色彩，似乎历史过程总是冷冰冰地按部就班地进行。
    如何改变这种研究范围的狭窄和研究手段的单调，从而再现历史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实现史学多元化呢？我认为，我们有以下事情可做：
    从研究课题上讲，我们应该在强调政治、经济的同时，注意社会、文化、宗教和民俗。本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史学界在法国年鉴史学的影响下，开始重视社会史，提出从“社会底层”了解历史，强调突出普通群众，结果，进入70年代，直至80年代，美国史学界对妇女史、黑人史、城市史、家庭史、劳工史、移民史等问题的研究成果累累，方兴未艾。这种做法在许多方面值得我们借鉴。
    比如，我们的美国史研究，应把触角伸向妇女的作用、家庭的结构、社会的流动、城市的变迁、移民的迁入、下层劳动群众的生活和文化等方面。美国是一个由移民组成的国家，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移民以及他们各自不同的宗教背景，导致了美国社会和文化的多元性和复杂性，这种多民族、多宗教的特点在美国的国内政治、种族关系、外交政策制订中，都有突出的表现。如果我们在研究美国的内政和外交时，只强调阶级分析和经济决定因素，不考虑美国多民族、多宗教的特点，恐怕很难反映美国历史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就研究手段而言，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仍是具有世界观意义的指导性理论，但它并不有囊括一切具体的科学方法论。正如马克思主义是个发展和开放的体系一样，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应是发展和开放的，它和新的史学方法并不相悖。西方流行的数量方法、心理分析法、比较研究法、结构分析法以及控制论、系统论和信息论方法，和我们过去采用的逻辑推理法一样，都属于低层次的具体研究方法，我们完全可以利用和借鉴。
    再以美国史的研究为例。我们过去评价美国历史人物，只强调阶级立场和政治态度，忽视个性、气质、宗教背景等因素的作用。我们写出的人物，缺乏性格的刻画，除了政治活动外，再无其他活动或特征。结果，我们笔下的人物总是干巴巴的，苍白无力，没有个性。
    1983年，美国历史学家小约翰·密尔顿·古柏（John Milton Cooper, Jr）出版了一本比较研究20世纪初两位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的书，名字叫《武士和牧师》（The Warrior and the priest, Cambridge, 1983）。在这本书里，古柏结合社会背景、党派斗争以及政治思想的影响，着重通过对西·罗斯福和威尔逊的家庭出身、童年经历和宗教信仰的心理分析，来揭示这些因素对日后两位总统的政治哲学、内政外交风格的影响。读后，使人感到写法新颖，印象深刻。比如：罗斯福在孩童时期，是一个体质羸弱的孩子，他经常进行户外体育活动和体力锻炼，来增强自己的体质。这一童年的经历造就了罗斯福后来崇尚武力，讲究以实力取胜的风格。他在当政后，外交上实行的“大棒政策”和这也不无关系。威尔逊的父亲是个长老会牧师，威尔逊从小就深受基督教精神的熏陶，这对他日后性格和信念的形成，影响很大。威尔逊相信“理想”、“精神”的作用，认为美国的“民主”是最理想的制度，可以普遍适用。威尔逊外交中的“传教”色彩，可以从这一信念中找到依据。威尔逊在干涉拉美国家事务时，总是以“教别人民主”为口号。这种对“主义”的执着，使威尔逊在“原则”问题上固执己见，不愿妥协。这也是日后，他未能说服国会批准国联条约的一个原因。
    古柏利用心理分析，结合社会、党派背景分析，来比较研究历史人物的做法，值得我们在考查历史人物时借鉴。我们在分析历史人物时，除了考查他们的社会和阶级背景外，再观察他们的童年经历、个性、品质、宗教信仰等因素，可以使我们的认识更加全面，我们刻画的人物更加生动，有血有肉，富有个性。
    总之，开拓我们的研究领域，丰富我们的研究方法，是发展我国新时期史学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