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一开始也是以外交史、制度史、人物志、或以全国范围内的政治史为主。在60年代以前，除了个别如何炳棣这样的学者曾写了零星几本有关人口或其他有关社会史方面的书以外，几乎都以著名人物、事件等为研究对象。然而这一状况很快就改变了。在法国“年鉴学派”（Annals）及美国新史学派的影响下，美国史学家们很快地认识到了深入了解中国社会的重要性。正如美国学者保罗·可亨（Panl Cohen）在他新近发表的著作中所提出的那样，美国学者改变了以往的将中国当作一“板块”看待的研究方法，而把中国看成是一个复杂的、多样的和生动的组合体。于是乎，到了70年代，区域性研究成了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主要潮流。从那时至今所发表的重要著作中可以看到，美国对中国的研究首先是在省的层次上［如：萧邦齐（Keith Schoppa）的《中国精英和政治变迁：20世纪初的浙江》，罗伯特·凯普（Robbart A. Kepp）的《四川与共和中国》，唐纳德·舍登（Donald Sutton）的《地方军阀和共和中国：云南军1905-1925》等］。然后研究层次再往下移，不仅移到了县一级而且到了村、族等层次上［如：宾州大学韩书瑞教授在研究河北永平府的社会经济史，匹资堡大学的瓦臣教授（Rubie Watson）在进行广东省新安县南厦村的研究，芝加哥大学的艾恺（Guy Alitto）教授正在实施他对山东邹平县研究的五年计划等］。 从事区域性研究的结果是使史学家们更深入、更具体、更详细地了解中国的基层社会，从而改变了他们以往对中国的肤浅的、空洞的、大致性的看法。在进行区域性的研究过程中，绝大多数过去的成论都受到了怀疑和批判（比如：孔菲力的著作推翻了把中国清王朝的履灭看作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的理论等等）。美国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就此得到了发展。同美国学者相比，我国学者有着很多优越的条件来进行深入的研究，无论从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看，我们都占优势。如果我们能改变目前的状况，一定能取得大的进展。
    三、现代化的史学，要求我们在学术上形成一个自由讨论，以求共识的局面。
    多年来，人们有目共睹的是：史学被政治斗争牵着鼻子走。正常的史学讨论被某一领袖人物的一句话或一个禁区、一个框框所封闭。比如：毛泽东说了“中国的封建社会里，只有这样的阶级斗争，民众的起义和农民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之后，中国史学工作者在研究“太平天国”时只能在农民起义和清朝灭亡这一框子里找活动余地。又如：在毛泽东说了“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后，史学家们就纷纷为此话之绝对真理性作努力。……如此情形的出现不仅仅是由于“文革”的影响，而且更是由于史学工作者长期以来的学风不正，以及在学术上不求发展，安于现成。“文革”结束以后，史学状况改变不小，可是由于过去已习惯了的一些思维方法仍未改变，史学界仍然没有形成一种各种理论争辉斗妍的局面。
    同中国史学界的现状大相径庭，美国在研究中国近现代史方面，一直保持着百家争鸣的良好风气。美国学者中不是没有某一主义的信徒，他们中间有“新马克思主义者”、“老左派”、“解构学派”、等等五花八门一应齐全。可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不把一种理论或信仰当作史学工作的不可逾越的框框，而是在广采了各家观点后，在自己的研究基础上提出自己有创建的理论。与此同时，史学界对各种理论都保持兼容的态度，并以此让各派理论互相交锋，以至于最终产生共识（Consonsus），而这共识的产生也就标志着美国史学研究在某一历史问题上所取得的成果。待到几年后、几十年后，或更长时期以后有人有了新发现或提出了足以推翻这一共识的理论、史学界又开始一场新的讨论，然后又产生新的共识。这样的过程周而复始直到永远。每一次形成新的共识，就使史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
    在这里我可以举美国史学家分析中国共产党如何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人民共和国之原因时所进行的学术讨论之例来说明问题。在解释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与中国广大农民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上，曾经有塞克斯顿（Halgh Thaxton ）的“道德经济说”。他在《中国的拨乱反正》（China Turn Rightside Up）一书中提出：近代中国农村，存在着一种农民同地主之间的道德经济关系，当西方势力打破这一农村结构以后，中国农民便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中国共产党的农村政策和土地制度，变相地恢复了农村中的道德经济结构，从而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拥护。在他的理论出来之前，美国曾经还有约翰逊和塞尔顿（Chalmers A. Johnson, Mark Seldon ）分别提出的共产党迎合农民抗日民族情绪和共产党有“延安精神”等解说。面对这些现存理论，台湾学者陈永发花了十年功夫，研究了大量资料，写就了一本《从事革命》著作（Making Revolution）。在他的著作中，他推翻了所有以上的理论，而代之以他自己的理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之关键在于发动民众以建立革命基地，并以稳扎稳打的战略一步一步地夺取了胜利的果实。陈永发的著作，可以说是代表了这一方面研究的最主要的成果。可是学术讨论并不到此为止，政治学家兼史学家霍夫汉（Roy Hotheing）又发表了《中国共产党成功的生态学》一文，指出了所有现存解释的片面性。他认为，所有已提到的和未被提到的（比如，共产党的宣传工作等等）原因的总合才是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原因。学术讨论到此形成了暂时的共识。可是最近又有人开始新的研究，目的是为了推翻这共识，将史学研究引向新的高度。
    美国史学的发展情况证明了这几点：一、只有思想解放，没有框框和禁区，才能有新的学术思想和理论不断涌现。二、只有在容许史学家自由发表意见的情况下，学术讨论才有可能。三、学术讨论的目的，不在于马上找到某一“真理”，而在于形成共识。四、史学在共识的形成-推翻-再形成的过程中得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