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跨学科研究
    贾宁（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80年代美国历史学发展的特点是什么？这个特点对中国历史研究有何种启示？
    放眼望去，80年代美国史学界各类专史的史家都在保持其学科独立性的同时把跨学科研究作为一项突破性的原则。彼得·泰门（Poter Temin ）在其《新经济史的前途》（The Future of the New Economic History）①一文中说，“把经济史看作只使用单一研究方法的封闭学科是错误的。”“旧经济史是历史的一支，而新经济史成了经济学的一支。”在经济学模式为新经济史“提供了理论构架”的同时，经济史与社会史和文化史领域的穿插，即在社会和文化过程中研究经济，成了史家“对经济和历史现象理解尺度加宽的关键。”
    威廉·鲍斯玛（William Bouwsma）在其《80年代的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 in the 1980s）②中指出，思想史在80 年代成为“历史研究中最有跨学科特点的领域。”思想史在保持孤立的特殊专业发展中遇到了“危机”，而文化人类学的学术原则作为“极其重要的外部源泉”给衰落中的思想史带来了生机。
    在社会史领域，罗纳德·沃尔特斯（Ronald Walters）强调人类学研究对社会史家“探求人类经历中各深层意义”有着不可避免的姻缘。③瑞斯·伊萨阿克（Rhys Isaac）也在他《弗吉尼亚的变迁》（The Transformation of Viginia）一书中指出，对于那些相信重建历史上不同人们特有的精神世界为其职责中一项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历史学家来说，旨在解释特殊文化的人类学已经成为他们从事研究的一项主要指导性源泉。④
    新文化历史学派的史家们更是直言不讳：“人类学模式在其文化探讨中占据了主导地位。⑤
    更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中国史研究也跻身于这一跨学科研究的潮流之中。在80年代初期的中美史学家学术交往中，美国中国学专家对中美各自中国研究发展的惊奇发现是双方对其他社会科学关系上的区别。绝大多数美国中国学学者都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并使用社会科学其他学科--如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人口统计学、人文地理学等--的学术原则进行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的探讨。而大多数中国学者还保持在“纯史学”中，很少有人涉足跨学科的研究。⑥
    30年前，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明显界限和独立发展还是美国学术界的普遍现象。50和60年代为跨学科研究的起步阶段；70年代不少学者坚信，跨学科研究是历史学发展的方向；80年代跨学科则成了众多史家在史论和方法论上有所成就的突破手段。而正是在50年代至70年代西方由于跨学科而推动的“新”社会史、“新”政治史和“新”经济史等蓬勃发展时，我国处于社会科学最窒息的阶段。第一，自身没有发展；第二，对外没有交流。这些都导致了目前我国跨学科研究的空白。
    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并非美国历史学界的特有现象，欧洲社会科学界具有同样的经历。⑦这种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首先是西方社会科学各科类高度发展的结果。本世纪，美国历史学界和其他社会科学界经历了从综合知识到专业分化，再由专业分化到跨学科结合的过程。几乎以教授为专职的历史学家们，则经历了以掌握从古至今通史、通科（即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和文化史等专史不分，甚至政治学历史学不分）教学为要求，到以断代或专史为重点的专业化教学阶段，再从独立专业研究阶段进入现在以跨学科为学术突破的阶段。跨学科研究并未打破学术专业化和简单地回到通史通科阶段，而是要求以已经发展了的其他有关社会科学学科的原则，补充、扩展并提高自身的专业化研究。没有各学科自身的长足发展--即其自身区别于其他学科独特理论与方法论体系的完善--跨学科研究不能成为一种要求，也不会有显著成果。
    第二，跨学科研究是社会科学进入深化阶段，要求多元、全方位，并进入内部层次理解社会现象的产物。社会科学的前进要求在理论和方法论上的不断创新。史学专业化时代打破了通史通科时代对历史现象的一般掌握和了解，进入了对专史的深入研究。而当专史研究深入到一定程度，跨学科研究又以新的理论和方法论给专史研究补充了审视、考察和论证历史现象的多层次的角度。其结果是扩大了史家学术视野和认识研究对象的综合能力，并在避免研究者的主观性和片面性时，强调历史研究者在恢复历史原本面貌基础上的科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