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历史系工作的帕特里克·乔伊斯（PatrickJoyce）教授主要研究英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目前在英国和西方历史学界甚为活跃，被认为是英国新社会文化史的代表人物。近年来，他相继出版了《人民的想象：工业的英国和阶级问题》、《民主的主体：19世纪英国的自我和社会》、《牛津阶级读本》、《质问社会：历史和社会科学的新意义》等一系列在学术界颇具影响的著作（注：帕特里克·乔伊斯：《人民的想象：工业的英国和阶级问题》（PatrickJoyce,VisionsofthePeople:IndustrialEnglandandtheQuestionofClass），剑桥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民主的主体：19世纪英国的自我和社会》（DemocraticSubjects:theSelfandtheSocialin19thcenturyEngland），剑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牛津阶级读本》（TheOxfordReaderonClass），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质问社会：历史和社会科学的新意义》（TheSocialinQuestion:NewBearinginHistoryandtheSocialSciences），罗特里杰出版社2002年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在《过去与现在》杂志与劳伦斯·斯通关于“后现代主义与历史学”的争论以及所发表的《社会史的终结》等学术论文在学术界产生了强烈反响。他的论文被收进《历史学家论历史》、《后现代主义历史学读本》等重要的史学理论论文集（注：帕特里克·乔伊斯：《社会史的终结》（PatrickJoyce,“TheEndofSocialHistory”），载《社会历史》（SocialHistoryVol.20,1995）。其论文被收录进约翰·托什主编：《历史学家论历史》，（JohnToshed.,HistoriansonHistory），朗曼出版社2000年版；基思·詹金斯主编：《后现代主义历史学读本》，（KeithJenkinsed.,ThePostmodernHistoryReader），伦敦1997年版。）。为此，我蒙发了要采访他的念头，想就上述问题请他发表一些看法。百忙之中的乔伊斯教授得知我这一想法后，欣然同意，于是便有了这篇简约的学术访谈。
    我们的谈话还是先从社会史领域开始。
    李宏图：目前，在英国和西方历史学界正发生着一些变化，例如在社会史领域就已经出现了你所称的“新社会史”，你是否能够对此作一概括性的描述，新社会史是如何产生的，它的背景、内容是什么以及它所关注的问题又是什么？如果说现在是“新社会史”，那么，它与“旧社会史”的区别在那里？例如，“旧社会史”特别关注“阶级”问题，而“新社会史”则关注其他问题，即使研究“阶级”，也赋予了新的内容。我想请你详细地谈谈这一问题。
    乔伊斯：关于近年来在历史学领域，特别是在社会史领域--也就是我称之为新社会史领域--所发生的一些变化，新社会史是什么？它是如何产生的？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有必要先从旧社会史讲起。尽管归纳起来很难，因为在不同的民族传统里，旧社会史有不同的发展路径。这里，我主要以英国为例，当然其中有些同样适用于美国。我认为旧社会史有不同的动力。在英国，马克思主义传统较强，而政治社会学的传统则较弱--尽管在英国的马克思主义，例如在E.P.汤普森的著作中显示出“文化主义特征”，但这两者都具有一种强烈的倾向：通常是把社会性和社会作为一种结构，作为一个鲜明的经验实体，以致它与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具有一种显著的不同。而新的社会理论，以及一些来自于所谓后现代主义的观念均强调社会是一种过程。所以，现在理解社会的概念是强调其流动性、偶然性、网络状态等。事实上，这是对一种过程而非结构理解的结果。
    在社会史，特别是在英国的社会史中，阶级是“新社会史”着力研究，同样也是“新社会史”研究方法遭到抵制的一个领域。在旧社会史研究中，很明显，经济-社会-文化模式一直相当完美，所以阶级通常被认为是一系列经济和社会转型的产物。相反，新社会史对社会过程的新的强调则不再把阶级作为一些基本要素或原因--例如经济的产物。而是把阶级本身看作为一种能动的、自为的存在。当然它产生于特定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之中，但它是通过其自身的逻辑发展和独立影响的方式而被建构。现在，经济、社会和文化不再被看成是相互分离的建筑材料，而是贯穿着人类实践和意图的能动构建。
    例如，作为英国旧社会史研究阶级的一项内容，19世纪早期的宪章运动（一场群众抗议运动）的研究就把阶级看作是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社会和经济状况的产物，而新的视角则视之为对其所处的那个社会和经济世界的一种积极的介入。所以，它的话语形式及其意义范畴实际上都能动地塑造了它们自身的经济过程和社会安排。但这并不意味着宪章运动在某些情况下不再作为一种“阶级的语言”，仅只是在某种意义上对经济不满的既定表达，而是说这种语言并不单是一些基本经济体验的直接产物，它是以复杂的方式与这种体验相联系，这些方式包括政治话语在经济生活中的直接能动作用。实际上这种体验的范畴对新社会史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一个研究领域，因为在研究阶级的旧社会史中体验仅被看成是经济变化的一种结果，但对于新社会史来说，体验被语言所能动地建构。我的《牛津阶级读本》这本书对理解上述问题有一定的参考作用，它论述了阶级，并在历史和社会理论方面也有新的发展。
    在这种毋庸置疑的视角的转变--思想的变化--特别是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以及在我们当代社会以全球化和信息革命为标识的深刻变化的背后蕴涵着什么？我们仿佛生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它比以前更多地打上网络和流动的烙印。置身其中，其边界比之民族国家--尽管民族国家仍很重要--这样的有界实体更容易坍塌。现在，对我而言，这种在社会史和社会理论中对过程的强调就是对我们已经经历过的这种变化的某种反映。所以，我将以经济和社会过程的形式来诠释这种变化--思想变化和政治变化自身，特别是世界共产主义的分化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命运。在英国，经济自由主义长期占统治地位和左派的退缩是使传统观点遭到质疑的重要原因。当然西方社会女权主义的发展对旧观念，特别是对如上所述的一些陈旧的基本观念也是一剂强有力的溶解剂，过去这些观念认为性别和性是根植于某种生物学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