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宏图：在此期间，我有机会参加了英国社会经济史学会第26届年会，在这次会议上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大家都在关注于研究“小”问题。例如，你所指导的博士所做的关于19世纪英国社会的睡眠和维多利亚时代曼彻斯特的金鱼缸等。为什么要研究这些问题，对这些日常生活的关注是否是新社会史的发展趋向？如果是的话，这是否会导致历史研究的碎化？
    乔伊斯：在我看来，对“小”主题的关注可以用“日常生活”这个术语来表达。你问我对日常生活的关注是否是新社会史的一种主流发展？对的，从某种意义上，我认为是这样。但是有许多大问题同样需要去考虑。首先，怎样才可以判定对身体的价值、行为和特征的关注是一种小的主题？例如，像睡眠、对身体的关注、性等日常的生活问题。顺便说一下，现在在西方的历史学中出现了专门的身体史研究领域，也出版和发表了很多论著，实际上，这些论著是从另一种视角体现了大主题。例如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为《制造性--从古代希腊到弗罗伊德的身体和性别史》（注：托马斯·拉奎厄：《制造性--从古代希腊到弗罗伊德的身体和性别史》（ThomasLaqueur,MakingSex--BodyandGenderfromtheGreekstoFreud），哈佛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在这里，小事件和大过程的关系是什么？很明显，为了理解一些大的过程，有时你也许必须去研究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例如，身体史领域大部分是由福柯的著作所构建的，在那里，他看到了对身体的规训，例如在对我们睡眠时间的规训中，我们能辨识出权力的结构，而这本身却是大历史的一部分。再例如，对身体的关注是私人史的一部分：对日常生活行为的规训在西方是体制和惩戒权力历史的一部分。然而，在大和小之间存在着许多联系，但这里关键是你从“小”入手而是为了寻求“大”的问题或主题的运作方式。在这里，另一种已经采用的方式当然是由意大利的历史学家所开拓的微观史学，他们以某种方式对琐细生活的关注可以说是见微知著，例如金斯伯格的名著《奶酪和蛆虫》（注：卡洛·金斯伯格：《奶酪和蛆虫：16世纪一个磨坊主的世界观》（CarloGinzburg,TheCheeseandtheWorms:TheCosmosofaSixteenthCenturyMiller），纽约1982年版。）。所以，并不是大或小的问题，而是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就像我所说的有多种思考这种关系的方式。
    李宏图：谈到日常生活史这些微观层面的问题，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文化史。目前，新文化史已经在历史学研究中成为新的取向，那么，这种新文化史是如何兴起的，它更关注于什么问题，它在研究方法上又与过去有何区别。
    乔伊斯：正如上面所说的，通过探讨这些微观的东西，让我们进入一系列关于文化史的问题，因为紧密地关注微观问题有助于把握我们所讨论的宏观。微观问题在这里包括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就某些方面而言，文化史起源于人类学，例如在克里夫得·格尔兹的作品中，他非常关注文化生活中的琐细方面，诸如在巴厘文化中的斗鸡问题，它揭示了这一现象所处的社会中权威的范围和性质，因而也是巴厘人极为重要的文化心态。关于新文化史的入门书可以参阅林·亨特所编的《新文化史》（注：林·亨特主编：《新文化史》（LynnHunted.,TheNewCulturalHistory），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注重分析微观事物的观念来自于这样一个事实：日常生活的细节在特性上具有强烈的象征性，象征着更宏大的过程。因此，新社会史一直为人类学所塑造，同时也被文学理论和文学研究所塑造。这些学科更密切地关注每个实例，名为文本，以便去揭示更宏大的意义，实例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在某种程度上开始以新历史主义的称呼而为人们所知。这些文本具有统一性和象征性。在新文化史领域里的另一个重要影响即是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在那里，实例不再简单地被看作是一些基本的本质（经济、社会等）的体现，而且其自身也被认为具有重要性。
    因此，通过研究特殊的个例（仪式活动、文本、身体的运动，等等），可以揭示更大的主题。特别是解构主义文学理论的影响揭示历史学家要更全面地注意到文本中的矛盾和异同。所以，一个研究者可以在文本的微观过程中更广泛地了解形成文化的那些倾向，例如在性别或在殖民经验的研究中的自我和它者。在那里，完全与自我不同的他者的建构--分为男人气概和女人气质，黑人和白人--是绝对重要的。在性别史和殖民史研究中也同样如此。一般而言，这些不同的学科所带给文化史的是某些观念：文化就是一系列的习俗。因此意义和象征对于理解这些习俗而言也极为重要。同时，习俗本身也被认为具有重要性，虽然它们与社会中的其他结构有着关联，但它们不仅不是这些结构的简单表达，反之社会和经济是在这些习俗中被再创造着，这有些类似于我上面所提到的把社会看作为不同的过程的结合，而非一个框架。需要补充的是，如果说在新文化史和旧年鉴学派的“心态”方法之间还存在一致性的话，那么它们之间的差异也是相当大的：心态史学仍然把社会当成犹如经济-社会-文化一样的东西来研究的一种社会模式，并倾向于把心态看作与社会和经济相关联，或者是社会与经济的表达，而不是把文化自身看作是一种积极的要素。
    李宏图：的确，新文化史的兴起给我们的历史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径。目前，在历史学界“文化转向”或“语言转向”这样一类的词汇随处可见，诚如一些历史学家所说，文化史研究从过去的“地窖”上升到了“阁楼”，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当然文化是个很大的概念，在新文化史的研究中，我们如何把握？它自身又存在着哪些局限性？另外，对文化能动性的重视可以使我们摆脱过去那种经济基础和社会等方面的简单对应关系，从这一意义上说，这确是历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里的一场“反转”。在这里，我想到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过于强调文化的能动作用的话，是否也会影响我们对历史的正确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