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司马光在写太宗谦虚谨慎的所谓美德时，也仍然注意揭示他的奢侈和矜夸，如贞观二年从《贞观政要》取材记他自臂佳鹞；贞观五年记他逐鹿、逐兔；贞观十一年记他因缺乏储偫而谴斥显仁宫官吏。还记他晚年因国家承平，渐兴土木。如贞观五年记修仁寿（九成）宫。又特修洛阳宫，两《唐书》之《戴胄传》均简单地记为因胄谏而止。《通鉴》却接书：“久之，竟命将作大匠窦进修洛阳宫。”而贞观八年又记皇甫德参上言“修洛阳宫，劳人”云云，太宗反而发怒，“欲治其谤讪之罪”。反复记下太宗锐意营造，甚至忌讳反面意见的全过程。再如贞观九年记虞世南谏高祖陵太崇事。第一次上书后，《新书》南传记为。“书奏，未报，又上疏。”而《通鉴》却取《旧传》为“书奏，不报”。明示太宗之不喜世南之谏。贞观十一年记太宗击豕，也反映出他的自矜情绪，且以后发展得更明显：贞观十五年记他“临朝谓侍臣曰：‘朕为人主，常兼将相事”云云，言语中极见矜夸；而此语在刘肃《大唐新语》中却本是劝励臣下之意：“我为人主，兼行将相事，岂不是夺公等名”。又贞观十九年记他征高丽初胜，“驿书报太子，仍与高士廉等书曰：‘朕为将如此，何如（胡注：“史言太宗有矜功之心”）？更名所幸山曰‘驻骅山’”。最突出的是封禅：贞观六年记此事，《考异》曰：“《实录》、《唐书志》及《唐统记》皆以为太宗自不欲封禅，而《魏文贞公故事》及王方庆《文贞公传录》以为太宗欲封泰山，征谏而止。意颇不同，今两存之”。而《通鉴》所存实际主要是后面一种说法：“上亦欲从之，魏征独以为不可”。表现出封禅之议实合太宗本心，当时阻于魏征而已。
    又太宗纳谏，历来传为美谈，司马光也力避简单化，根据这种身份者所通常具有的现实人情，而多取并极写其纳谏时复杂的矛盾心理。如贞观二年记他责祖孝孙、王珪进谏。太宗发怒，珪据理不屈，最后“上默然而罢。明日，上谓房玄龄曰：‘自古帝王纳谏诚难，朕昨责温产博、王珪，至今悔之’”。从《考异》可知，此事在《魏文贞公故事》中，只是珪、征一谏而“太宗怒乃解”，《通鉴》不以为据，反从《旧·珪传》下笔，曲曲道出太宗内心难忍的矛盾冲突。他如贞观六年，从《贞观政要》中抄出“上尝罢朝，怒曰：‘会须杀此田舍翁’！后问为谁，上曰‘魏征每廷辱我’”一事，也反映出太宗复杂的内心活动。大凡史书所记人物，泼墨最多还在帝王将相，太宗由将相而帝王，其一生中，既有浴血沙场，又有运筹帷幄；既经宫庭内忧，又历北方边患；既荜露蓝缕草创基业，又歌舞升平优处盛世，其一生于帝王可谓典型。司马光记此人，从“资治”的初衷出发，要“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力求为当朝皇帝树立一个实在的，可凭现实经验、记忆而切实感知的，非如历史上周文王、武王一类神话或概念化了的榜样，而在追求历史性的同时，相应地也就获得了人物的立体感。这种一定程度上的成功，其秘诀便在于“爱而知其丑”。
    再看“憎而知其善”。《日知录》记《史记》《通鉴》“兵事”条说：“司马温公《通鉴》承左氏而作，其中所载兵法甚详，凡亡国之臣，盗贼之佐，苟有一策，亦具录之。朱子《纲目》大半削去，似未达温公之意”。顾氏之论单指兵法，实际上《通鉴》写恶人，甚至罪大恶极之人，无不取此较为客观的态度，决不一味丑化，比如写侯景其人。
    毫无疑问，司马光笔下的侯景是个历史罪人。他野蛮残忍，太清之乱给南朝人民带来连年战乱的无限痛苦：“自晋氏渡江，三吴最为富庶，贡赋商旅，皆出其地，及侯景之乱，掠金帛既尽，乃掠人而食之，或卖于北境，遗民殆尽矣”（摘自卷一六三）。然而司马光写此人，并不单向取材，而是细致地从外形、穿着、声容笑貌、行为举止等多方面下笔，把他写得活灵活现。
    首先是写他在兵荒马乱中，因自幼长于行伍而特具的剽悍和亡命。卷一六二记他初见梁武帝，“谓其厢公王僧贵曰：‘吾尝跨鞍对阵，矢刃交下，而意气安缓，了无怖心’”，此语在《梁书》《南史》只是为了衬托梁武对侯景的一种心理压力。《通鉴》却有许多事实根据足以说明他生性如此。如卷一六○记他与北齐斛律光隔涡水对阵一事，竟不惧怕这个“落雕都督”的神箭。从这个为正史所不载的精采故事中，颇能见出侯景的大将风范。又如卷一六二青塘之战，他击败韦粲及与柳仲礼交手事；卷一六四记“景与（陈）霸先殊死战，景帅百余骑，弃矟执刀，左右冲阵”等事；卷一六四记其围攻巴陵时，佩服王僧辩胆勇事，都能看出他的强悍。司马光且记他和手下诸将很融洽，他们很少背叛他，这固然有震慑于严法酷刑的一面，但也和他每战必身先士卒的剽悍精神不无关系。可他的亡命又还区别于一般匹夫之勇。他久涉行阵，有勇又且有谋，《通鉴》记此尤为突出。卷一五九记他轻视当时北齐骁将高敖曹、彭乐：“此属皆如豕突，势何所至！”很能说明他的为人。同卷记高欢对他的信任，《南史》记他语高欢：“请兵三万，横行天下，要须济江缚取萧衍老公，以为太平寺主”，然后率尔一笔：“欢壮其言，使拥兵十万”。司马光删去“壮其言”三字，明示生活中似高欢一类知人善任，“有虚声而无实者稀见任用”（《北史·帝纪》）的人，不可能因侯景一言就使之拥兵十万，专制河南，实因侯景颇有材干方如此委任。再如卷一六○记侯景告诫梁人不可乘胜逐北之语，不见于诸正史，却充分说明侯景临阵知己知彼。又同卷记景与慕容绍宗对阵一事，诸正史依史家老套，记得极枯燥而程式化：先叙侯景轻视北齐诸将，唯闻绍宗至而有惧色。接叙与景接战，“诸将迟疑，无肯先者，绍宗麾兵径进，诸将从之，因而大捷，景遂奔遁”。把侯景写得不堪一击，反把己书前边所渲染的高澄忧景，高欢荐绍宗，及高欢知人善任，侯景先前横行河南诸事实一概推倒了，其原因就在于这样写根本违背了读者的经验：在那种岁月里靠军功而逐渐专制一方的乱世奸雄不可能是如此的窝囊废，这种写法既隐没历史真相，也使人物干瘪可怜，读来味同嚼蜡。司马光为避此弊，几乎全用杂史小说的材料，而补记了景与绍宗间交战的各个回合：先写高欢临终唯荐绍宗“堪敌侯景”，接叙侯景布阵不当下风，又叙其大败绍宗军：“东魏兵遂败，绍宗坠马，仪同三司刘丰生被伤，显州刺史张遵义为景所擒”；又记侯景临涡水对斛律光语，以见景对敌方一举一动都了如指掌；又记射斛律光，擒张恃显；又记段韶纵火攻，“景帅骑入水，出而却走，草湿不复燃”等等。一连串故事，不仅把景与绍宗间一场棋逢对手的战斗写得曲折多致，扣人心弦，同时也恰切地突出了侯景机诈有余，并非草包。他后来只是败在势力的悬殊及人心的向背（景兵不乐南投）而已。这样一来，作为历史人物，经验告诉我们他可以被相信为是确切有过其人，作为某种文学形象，他在以叙事为主的《通鉴》中也很突出，富有立体感。再如记他南投时，于《典略》所记的“追军渐逼”和《梁书》的“追军不敢逼”之间，经验的推衍使司马光采取了后者；卷一六四，经验又告诉司马光侯景决非轻易受人欺骗之辈，故而又不取“舟人李横文绐景向南徐州”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