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勇敢智略之外，司马光又注意写他爽直的个性特征。卷一五九记他对司马子如说不与鲜卑小儿共事，子如“掩其口”，足见他心直口快，说话不大注意场合。卷一六一取《南史》所记景答使者“欲为帝也”，更是心有所思即冲口而出。卷一六四记他僭登大位：“还，登太极殿，其党数万，皆吹唇呼噪而上”，又记他与王伟论立七庙，忆其父名，及做了皇帝之后反而“郁郁不乐，更成失志”等事，都取的是能使人看到他生性不拘束，喜放纵的个性的材料。相反，另一些在司马光看来表现的是这样个性的人不应有之言行的材料便被删去了。如《梁书·景传》说侯景“猜疑”，《南史》又具体记了一些事例：“及闻义师转近，猜忌弥深。床前兰锜自绕，然后见客。每登武帝尝幸殿，若有芒剌在身，恒闻叱咄者。又处宴居殿，一夜惊起，若有物扣其心，自是凡武帝所尝居殿，并不敢处”云云。凡此《通鉴》皆不载。此类既非神怪，亦非奇节，一般只要合于情理，作者是要取的（如卷一八三记隋炀帝猜疑：“帝……每夜眠恒惊悸，云‘有贼’！令数妇人摇抚，乃得眠”），此处之所以不取，关键就在于司马光揣知侯景生性不会如此。不仅如此，观司马光所取，凡乎全是表明侯景待人接物极随便，少有猜疑的事。如卷一六○取《周书》记景与北周韦法保等人交往：“每往来诸军间，侍从至少”（《周书》至作寡），并无丝毫戒备心理。再记他释放赵威方及永安侯萧确：二人是侯景指名与之作对最坚决者，侯景待之亦无戒备。卷一六二又记“景爱永安侯确之勇，常置左右”，乃至险遭其暗算。确与其父纶书曰：“景轻佻，一夫力耳，我欲手刃之，正恨未得其便”，所谓“轻佻”，正见侯景不猜疑。故而连赵威方也出任侯景的豫章太守，为萧大心所擒，居然又越狱逃归景（按此唯见于《通鉴》）。不仅此人，景于其他梁朝降臣，往往也能推心置腹，量才录用，此固收买人心，然也极见侯景的爽快大度。司马光写此人时取材之用心，于此不难见出。
    以上所言的单向把握毕竟是较容易的，但也仍易流于简单化，生活中不乏二难推论。经验告诉司马光，只要有某种依据，同样可以相信。他写侯景，一方面是狂妄自负，不甘人下：卷一六○记王说谏宇文泰语，《通鉴》就比《北史》《周书》多出“终不为人下故也”；又记景与泰书：“吾耻与高澄雁行，安能比肩大弟！”也不见于诸正史。另一方面，当他以胜利者身份去见梁武帝，却“不敢仰视，汗流被面”，“局促不安乃至不能回答梁武问话。应该说，这样的肯反情形恰切地表明了当时北方落后民族震慑于南方“正朔所在”的正统文化的普遍心理状态，在正统儒者司马光那里，并没超出他经验世界的可知可感规范，故而将其记了下来。唯其如此，侯景在书中才不单纯是青面獠牙横冲直撞的强盗，而也能在特定情形下产生自卑心理。当然，司马光的推衍是有分寸的，魏收《魏书》为讨好高氏政权，不顾一切一味丑化侯景：“景乃从数百骑见（萧）衍，歔欷流涕，因请香火，为作义儿”。物极必反，司马光看出它与狂放性格的乖戾，因而不取。
    以上以侯景为例谈了司马光写人的“憎而知其善”，由此而求得人物的客观性。当然，所谓“善”不光是一种道德价值，而是泛指包括道德价值在内的各种人性价值的一个整体，这里只是为了方便而笼统地照搬古人之语。如果依古人角度单纯对行为作价值判断，则如司马光记北齐祖珽，就既写了他“粗率无行”，偷盗成性，又写了他谏置文林馆，引进李德林、颜之推等。既写他与和士开、陆令萱等狼狈为奸，阴险毒辣残害忠良（如害死斛律光），又写“及祖珽执政，颇收举才望，内外称美。珽复欲增损政务，沙汰人物……又欲黜诸阉竖及群小辈，为致治之方”。尤其他谮和士开反被酷刑，遭流放一节，更见出此人忠奸相杂，无赖与倔犟互补的泼皮流氓性格，最后又写他镇北徐州，机智果敢表现出非凡的胆略等等，无论如何复杂，对比司马光所去取的材料，都能明显见到出于经验的估计和把握，其他记得成功的人物还很多，如北齐高洋，《唐纪》中的武则天、高力士，后梁朱温等，兹不赘迹。
    以上我们看到司马光在不书奇节、坚持性格趋向的一致性、“善恶必书”等方面依据经验情理，力求真实客观的写人原则，但另一方面，从文风的角度而论，史书当尽可能地具有可读性。可“意翻空而易奇，文征实而难巧”（《文心·神思》），司马光对于既不虚构又能避免呆板枯燥作了极有价值的探索。最突出的，应是他采用了那些真实的细节描写和足以展示人物风貌、又能令行文活泼的小故事。自然，这更需要以生活经验为标准去作出某种材料所给定的想象，并以此定出去取。对比正史和现存杂史，可以说，凡“近譬诸身”而可能有的、能为人物颊上添毫的细节，没有司马光所不取的，如刘邦无赖，谓项羽“幸分我一杯羹”；周昌口吃发怒：“期期知其不可”；石庆恭谨，以策数马；王温舒杀人成性，慨叹延展一冬月；赵飞燕撒泼：“以手自持，以头击壁户柱，从床上自投地，啼泣不肯食……”；更始之“俯首刮席”；问“虏掠得几何”；马伏波“马革裹尸”的壮语；曹丕得立太子：“抱议郎辛毗之颈曰：‘辛君知我喜不？’”；而谢安心喜，则是“过户限，不觉屐齿之折”；高湛不自安，高元诲为之一夜思计：“达旦不眠，唯绕床徐步……：；刘劭谋弑立，袁淑惶惑，也是“还省，绕床行，至四更乃寝：；而刘秉遇同样事，则是“啜羹，泻胸上，手振不自禁”。至如樗蒲，同一掷卢而反塞，卷一二九见颜师伯之谄佞；卷一四六见韦叡之谦让，写董宣慷慨义愤：“以刀划地，大言数主之失”；写沈约患得患失：“惧，不觉上起，犹坐如初”。而殷浩则是：“常书空作‘咄咄怪事’”！“将答书，虑是谬误，开闭者十数，竟达空函”。记北周赵王招恨安排下杀杨忠而不时发：“弹指出血”；记屡师德气量宽厚，先惊宰相贬官而无爵，既而曰“亦善，亦善”（按两《唐书》均不载此）；记张玄素性不受辱，被辱之后“出阁殆不能步，面如死灰（按实胜《大唐新语》之“既出，神彩沮丧，如有所失”）。再如记阿谀小人：郭霸尝粪：“喜曰‘大夫粪甘则可忧，今苦，元伤也’”（胡注：“中丞而呼为大夫，过呼也”）。霍献可以头触阶，请杀其舅，而又“常以绿帛裹其伤，微露之于幞头下，冀太后见之以为忠”。又记杨再思媚张昌宗：“莲花似六郎”等等。或记言谈，或摹举止，逼真出人物情态风神。这些细节，多是前史描写人物的点睛之笔，很能代表一部史书写人成就。司马光集众家精英，把人物写得很活。而所谓“活”，即不外是唤醒了读者记忆中对其所经验过的人物情态的比照性想象。
    综上所述，我认为已足以说明司马光写人的选材标准了。当然，这种标准在我们今天看来也并非尽善尽美。正如本文前边所指出的，它在本质上是以司马光自己在现世生活中所形成的经验整体为参照系以类比面临的史料，在他看来依经验是可能发生的事即信以为真，并从而记载下来；反之则斥为无稽之谈而弃置不用，但由于社会生活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必然使人们的经验发生变化，且一个人的经验范围毕竟有限，焉能尽知前史所载与经验不符者皆为妄言？如前所例不记周亚夫得剧孟喜事就难以服人。汉承先秦，游侠之风尚盛，此事之真实与否是难以逆料的。又从哲学的意义而论，这种经验主义也还不能完全达到历史性，因为它在本质上还是“文史不分家”的观念和思维方式的产物，诚如柯林伍德所说，这种“被提出来的标准，不是确实产生了什么的标准而是可能产生什么的标准”（《历史的观念》），它的哲学依据仍然只是可能性；而虚构只要达到“艺术的真实”，它也可给我们以可能性，它往往也能“合情合理”地符合我们的经验整体。象前述侯景与慕容绍宗涡水之战；唐太宗与皇后间就魏征之谏诤的对话等等一类栩栩如生的描写，就很难说不杂有前人虚构的成分。最后，这种强调生活逻辑的经验主义甚至也过分排斥了历史进程中人物言行非逻辑的偶然性。如前例不取言语行为悖于某人性格诸事，郭嘉料孙策死事，诸葛亮空城计事等等，那被司马光所毅然舍弃的材料中，说不定就有那么几桩出于偶然的原因而确曾在过去某个时空里出现过。然而往者已矣，我们今天应该对这部代表着宋代史学标准水平的巨著作出科学分析，从而知道：一、司马光的历史观念；二、司马光的史学方法——当然包括历史文学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