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析产继承，从家庭角度讲，其基本的着眼点和出发点不同于西方，人们不是着眼于家庭的繁荣昌盛和持久永恒，而是受着某些观念的支配。自春秋以来，在华夏民族的心理构成中，“均平”观、“仁爱”观等十分突出，这些观念从不同角度牢固地钳制了继承的方向。孔子曰：“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息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35)儒家子弟把这一均平思想在《大学》中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强调“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均平，主要是均土地。孟子对均平蓝图的描述是：“五亩之宅，树之以桑，……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36)在当时条件下，土地是财富的主要体现，所以为国为家，都要均之。儒家的均平思想被后代不断阐释发展，遂成为中华民族处理财产关系的一种普遍心理，家庭在财产的分配上，自然受这种观念的支配。
    “仁爱”是中国传统道德规范、伦理纲常的核心，仁就是要“爱人”，“孝悌”又是仁的根本，“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欤”。(37)孝是上下代之间纵向血缘关系的道德规范，悌是同代之间横向血缘关系的道德规范，儒家就是将这些规范结合起来安家治世的。墨家进一步把“仁爱”、“孝悌”的道德观与经济关系联系在一起，强调人们应“有道相教，有财相分”，应“兼相爱、交相利”，(38)父兄都不能亏子亏弟而“自利”。(39)墨家这种父子兄弟既要有道德的互爱，又要有实在的互利，要有财相分，有利相交的“爱利一体”观念，正是2000多年来中国家庭处理伦理关系和财产关系的基本准绳。
    如果再从经济角度来考察中西继承制的不同发展，我们就会发现，在西方，进入16世纪和近代初期，一种新的经济因素对土地的遗传继承起着决定性的影响。这就是商品经济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突飞猛进，人们对财富的追求达到疯狂的程度，无论是经营农牧场的新旧贵族，抑或无爵位的土地所有者，他们都把地产看作发财致富的源泉和保障，因而对土地贪婪的占有心理使他们坚决地推行长子制度。“农民或许说所有东西应该在孩子间平等分配，然而在实践中仍把农场的管理权交给一个孩子，或给其他孩子分租金，或者再买回那该分去的部分。……农场是作为一个完整的经济单位被遗存的”。(40)之所以这样做，是他们意识到，“在儿子们中间平分土地会很快导致家庭地产的细析，直到出现最小的经济单位，这是一种完全的经济自杀”。(41)英国17世纪之所以能在全国范围内出现地产的僵化继承，除以往诸因素外，与这一历史时期的乡村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有更大的关系。而中国却不是这样，如前所述，在明清资本主义萌芽之际，工商地主，经营地主，包括一切地产所有者们，似乎都丝毫没有意识到或不去考虑析产继承可能导致的经济后果，一如既往地坚决推行诸子析产的继承制度。
    三
    1890年恩格斯在给康·施米特的信中讲：“在英国立遗嘱的绝对自由，在法国对这种自由的严格限制，在一切细节上都是出于经济的原因。但是二者都反过来对经济起着很大的作用，因为二者都对财产的分配有影响”。(42)继承制对社会经济的制约作用，在中西社会不同的经济发展中得到反映，特别是对近代资本主义经济产生和发展的影响，尤为显著，中西不同的社会制度，导致了以下不同的社会后果。
    （一）西方的长子继承制，其首要作用是保证了大地产在农村经济中始终占主导地位，比如英国，诺曼征服之初，大行封建，在全国建立起大土地所有制。其后至革命发生前的600年间，虽然一直存在着土地的流动转手，但大土地却长盛不衰，牢固地保持着优势地位。其优势从下列三方面可以看出。（1）自由持有农和佃农的比例。根据C. H. 托内对16世纪118个庄园农民的分类统计，其中有小块土地的自耕农只占农民的19.5％，而各类租地农和雇农要占80％。(43)这说明使用自己土地的农民人口还是很少的，只占总数的1／5，其土地占有量可想而知。（2）自耕农和农场主的比例。在革命发生前夕，英国的自耕农是16万，农场主是18万，(44)而农场主的土地量至少是自耕农的二倍至数十倍，自耕农本身没有农场主多，其土地量差异自不待言。（3）各类地产占有量的比例。18世纪末期后，英国有了全国范围内确切的各类地产量的具体统计数字。当时，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2470万英亩耕地中，500英亩以上的地产总数有395.4万，占16％，200—500英亩的有882.1万，占35.7％；100—200英亩的有655.6万，占26.5％；100英亩以下的有543万，占21.6％。(45)就是说，占地100英亩（600华亩）以上的地产，占总土地量的近80％。持地100英亩以下的地产所有者总数是142358个，(46)以543万平均，每家37英亩。英国自耕农的人数、平均占地面积，及所占总面积在全国土地量中的比重，均处于无碍大局的从属地位。法、德、俄等国情况也大致如此，史学家对德国17世纪Carlenberg地区的统计是，大户“对土地掌握到3／4”。(47)法俄两国贵族占有绝大多数土地，这更是个常识，以致于农民的土地问题成为当时社会的主要问题。
    中国析产继承的最直接后果是，使小土地所有制成为土地占有的普遍形式。中国自封建社会以来，以地主土地所有制与自耕农土地所有制两种形式并存，在这两种形式中，小农土地和地主土地相较，常常处于优势地位。这种优势，一是表现为靠自己小块土地为生的自耕农，始终是农民人口中的稳定多数；二是地主阶级占有的土地总量，在大多数情况下往往不超过总土地量的一半以上；三是在地主土地中，除少数外，大多数其实还是小农经济。此三点，在下列统计数字中可以看出。清后期山东淄川栗家庄的土地占有情况是，全村3000亩土地，占地600亩的1家，50亩以上的3家，其余为50亩以下的77家耕种。(48)若在更大范围内考察，大致还是如此。清末山东42县197个村庄的统计是，总户数28029家，自耕农15845家，占56.53％；自己有点土地的半佃农5716家，占20.39％；地主835家，占2.97％。(49)其中有具体土地占有量记载的131家地主中，占田5000亩以上者6户，1000亩以上者35户，500亩以下者74户，占56.48％，这中间大多数还是占田150—300亩之间的地主，按英亩折算，只合25—50英亩，这在英国，恰好只是一个自耕农的占地标准。而且，以上数字所举的山东地区，其时为清代土地兼并最激烈的省份之一，康熙时就曾晓喻臣下，“朕四次经过山东，于民间生计无不深知，田间小民俱依有身之家为之耕种”。(50)兼并典型的山东，小民经济尚且如此，其他便可想而知。
    另外，此外还有一点要说明的是，虽然中国有些大户家庭，拥地数千亩，但因是多代同堂合龛，家中丁口众多，按人口平均，其实还是小农水准。明清两代，受理学影响，中国累代同堂的大家庭很多，众兄弟及多代人虽不分家析产，然仅是形式而已，实则各人都享有土地权。这种合代不分家的大家庭与西方长子继承、诸弟离家、土地不可分割而存在的大地产家庭有着根本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