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强国或大国政治中的正义
    修昔底德显然不认为国家之于正义是十分可靠的。他肯定已经观察到，正义可以被希 腊人作出随机的多样性解释，这不仅表明正义可以被个人用来作行动的搪塞，更意味着 正义是完全有可能被国家用作虚假的行动理由。
    修昔底德曾借雅典人之口指出：“经历丰富的人……都知道正义的标准是以同等的强 迫力量为基础的；同时也知道，强者能够做他们有权力做的一切，弱者只能接受他们必 须接受的一切。”[8]（p.414）正因为这样，当同等的强制失去，人类在本性上就不可避 免地要抛弃正义。说到国家，因此就要面临三个问题：它能对公民实现同等的强制吗？ 如果它不能，公民能使它或保证它具有实现同等强制的能力吗？国家之间，有没有同等 的强制力？前两个问题可以被理解为具体的国家制度问题，修昔底德所作的相应的观察 容后再说。至于国家之间，修昔底德向人们呈现：就是因为国家之上不存在同等的强制 ，无从强制性地制止侵略，因此，就有了战争的动因。至少在希腊的“国际”政治中， 各城邦国家的行动无不基于利益的追求，由于根本不存在国家政治中的政府一类机构来 发挥等量的强制力，正义、道义不过是国家行动的“合理性”说法而已，国家总是可以 那样放肆地解释正义。《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所记的是希波战争后，斯巴达人及其同盟 历时27年战胜雅典及其同盟的历史（《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只记载到公元前411年），看 上去几乎就是希腊人任意摆弄正义的操练过程。
    这里仅举几个修昔底德提供的典型片断：雅典的伯里克利在战前的公民大会的演讲， 对内完全用有利于否、胜负成算来作为权衡标准；对斯巴达的正式回应则主张用一个符 合“公平”要求的“正当的答复”[8]（pp.99-104）。伯里克利实际上表达了他的见解， 即国际政治中的正义不仅主要是弱国的借口，而且完全是一种外在的表现政治手段的工 具；正义的用途在大国看来如此而已。又：雅典人嘲笑弥罗斯人时，再一次申明了帝国 主义式的“正义批判论”。雅典人不仅明确指出正义、平等的本质乃是同等的强迫力量 ，而且分析斯巴达人也是以合乎自己利益为正义的，从而暗指借正义之名谋利益之实， 乃是普遍的国家现象，甚至还明确地指出，所谓真正“正义的荣誉的道路是含有危险性 的”[8]（pp.414-418）。雅典的帝国主义论调虽然未必是真理，但不幸的是，不仅雅典 ，连小邦也知道或奉行这样的标准。密提林人提出反叛雅典时的理由，就几乎与雅典人 对弥罗斯人的讥议之论如出一辙[8]（p.189）。
    的确如《政治哲学史》的作者所言，《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告诉人们：正义在自私与 暴行面前无能为力，是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及前此一些战争的共同特征[2]（p.12）。可悲 的是，正义在强国手中还被用作自我打扮的脂粉，当用则用，不合用则随时抛弃。他们 的真实的信条是有利即正义，无论是寡头制的斯巴达，还是民主制的雅典，概莫能外。
    对此，修昔底德其实是极其愤怒的。所以，修昔底德曾借叙拉古人之口指出：战与和 ，一切都是想扩充自己的利益或潜在利益，“当我们开始投入战争的时候，毫无疑义， 我们都是想扩充自己的利益的；现在我们提出一系列要求和反要求，以求得解决，我们 的愿望也是这样的。如果事情的发展不能使每个人满足自己的要求，战事就又会爆发。 ”[8]（p.301）不仅如此，当记载到斯巴达人借口正义而残暴灭绝普拉提亚时，修昔底德 终于忍不住径直地指出：斯巴达人讨好底比斯人是真，诉诸正义是伪。修昔底德的语气 充满了义愤：“斯巴达人对待普拉提亚人这样残酷，主要地或完全地是为了底比斯人的 缘故；他们认为在这个战争阶段中，底比斯人对于他们是有用的。”[8]（p.230）
    四、雅典：直接民主制与正义
    如此，则修昔底德令人信服地呈现：正义在国际政治中的不可靠（注：希腊城邦国家之 间的联合、冲突等等，在当时和后来都被视为希腊民族内部之事。不过，在欧洲的近代 民族国家形成之前，希腊城邦之间的政治也可算是古典的国际政治了。），不仅在于它 外在地受到国际政治中的帝国主义标准的威胁，更在于对国家而言不存在等量强制。因 此，小小的灾难或危机便会使光荣、价值、金钱、快乐、神ｑǐ·①等等完全被颠倒价 值上的秩序[8]（p.141）。
    此外，修昔底德还注意到，有些希腊人（如底比斯人）曾宣称一个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 选择会受其国内的政制和政治的牵制，这在希波战争中就有过先例[8]（p.225）。修昔底 德发现，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又出现这类现象。比如，在亚哥斯，在科西拉，那里的 民主派与雅典结盟，贵族党人则是亲斯巴达派[8]（p.386，p.407，pp.236-237）。对科 西拉的情况，修昔底德不禁评论说：“后来事实上整个希腊世界都受到波动，因为每个 国家都有敌对的党派--民主党的领袖们设法求助于雅典，而贵族党的领袖们则设法求 助于斯巴达人。在和平时期，没有求助于他们的借口和愿望；但是在战争时期，每个党派总能够信赖一个同盟，伤害它的敌人，同时巩固它自己的地位；很自然地，凡是想要改变政府的人就会求助于外国。在各城邦中，这种革命常常引起许多灾殃--只要人性不变，这种灾殃现在发生了，将来永远也会发生的，尽管残酷的程度或有不同。”[8]（p.237）
    那么，这种情况除了意味战争这种严重不正义的环境加剧了国内政治的不正义，从而 反过来更加引起国际政治行动的不正义，是否进一步意味着不同的政体各有不同的正义 容纳力？的确，在少数统治多数的国家，斯巴达的“仁慈”殖民者伯拉西达曾坦白：在 这样的国家，战争和征服是国力的惟一基础[8]（p.346）。那么，可不可以倒过来看，在 多数或全体公民统治的国家，如民主制的雅典，情况将像现代人理解的那样，必定由于 公众政治参与度高而意味着更正义？
    城邦时期的希腊人肯定不是这样看问题的。修昔底德也显然不同意。在他关于正义的 分析框架内，人多，只意味着正义的歧义增多；多数人掌管政治，则意味着国家在实行 同等的强制方面将面临至少是技术上的困难。因此，修昔底德显然估计到自己的记载有 可能产生某种误导，他要努力加以避免。他的主要办法似乎是不动声色地呈现：第一， 民主制的雅典在这场战争中的行动并不见得更为正义。第二，这意味着在雅典民主制下 ，公众即便在了解信息的情况下，也不一定总能作出正义的选择；公众选择重大国策时 ，似乎更容易受情绪左右而作出轻率、自相矛盾的决定[8]（p.204）。另一方面，雅典的 公众还可能轻易地被政治领袖所操控，被特定的信息等等所牵引，虽然受这种操控而最 后形成的结果不见得不符合正义。这两种情况都表明，雅典政治中的正义、不正义与雅 典的民主制之间不存在固定的、直接的因果关系，直接民主制并没有保证城邦坚持正义 或明确采取不同于非直接民主制城邦的正义标准。
    这种意识与欧美近代的民主制论证显然不同。近代民主制产生于与中世纪后期王权政 治争夺合法性的过程之中，所以，民主的正义性被反复强调，以至于最后从民主国家中 推出的政策选择，似乎都要被打扮得合乎正义。可是，修昔底德这样的希腊人似乎更多 地是从统治形式，而不是统治的正当性来审视民主制，所以有机会发现和呈现以下两种 问题：
    其一，自公民方面看，尽管正义在希腊的要素之一似乎是公众普遍认可，但是受公众 普遍认可的并不就是正义；政治家们提出的、且被公众通过的，更不见得就是正义。原 因是公众是如此地易受巧言蛊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为此记载了克里昂在公民大会 上对雅典人的尖锐批评：“你们经常是言辞的欣赏者；至于行动，你们只是从人家的叙 述中听来的；如果将来需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们只是从听到关于这个问题的一篇好 的演说词来评估可能性；至于过去的事情，你们不根据你们亲眼所看到的事实，而根据 你们所听到关于这些事实的巧妙言词评论，一个新奇的建议马上骗得你们的信任；但是 被证实了的意见，你们反而不愿意采纳；凡是平常的东西，你们都带着怀疑的态度来看 待；遇着似是而非的理论，你们就变为俘虏……你们是悦耳言辞的俘虏；你们像是坐在 职业演说家脚下的听众，而不像是一个讨论国家事务的议会。”[8]（p.206）
    其二，因此，自政治家方面看，重要的是设法打动、左右公众。即由于公众不能保证 城邦政治是否正义，政治的正义与否反而奇怪地取决于政治领袖们本身的所思所虑是否 符合城邦公共利益，并且是否能设法鼓动公众接受他们的正义。至于在战争期间，由于 直接民主制中的政治家在处理城邦间关系或“正义”时，需要格外取得公民大会的认可 ，所以，如何理解和处理城邦内的“民主”，成了民主制城邦的“国际关系”的必要内 容，只是在这个意义上说，雅典的民主制对它的国际政治行动产生了制约。也许更为适 宜的说法应该是：政治家在民主制当中变得格外需要具备“与民主相处”的策略能力。 所以，克里昂的政敌戴奥多都斯在同一个大会上也严厉指出：“因此产生了一种情况： 一个诚实地提出来的善良建议也和一个坏得透顶的建议同样地被人怀疑；结果，一个主 张一些凶恶政策的发言者必须欺骗人民以便得到人民的同情，而有好意见发表的人，如 果他们想要得到人民的信任的话，也必须说谎。因为这种过度的聪明，雅典处在一种独 特的地位；只有对于它，从来就没有人能够公开地作一件好事而不要用欺骗手腕的；因 此，如果有人公开地做一个爱国行为，对于他的劳绩的报酬是被人疑为图谋私利。”[8 ]（p.211）
    有意思的是，在修昔底德的笔下，雅典的英雄、政治领袖伯里克利，即是这样的不得 不修炼民主策略的典型。伯里克利善于在正直和政治技巧之间寻求平衡，他的首要办法 似乎是在雅典的民主政治中把个人对问题的内心理解与公开表达方式区别开来。《伯罗 奔尼撒战争史》表明，伯里克利为此采取的基本策略有三种：第一，如果估计到公民大 会将会产生不利于雅典的选择，则尽量不开会，以防众人之治产生不明智的决策。第二 ，在会议上，随机采取两种演讲策略，以求打动雅典人，一种是宣讲雅典人能理解的城 邦传统特征，再寻找当下特定的决策与这些特征间的必然联系；另一种则是讲明特定决 策将带来的利益利害及其与雅典人的关系；第三，如有必要，有时还对公众隐瞒关键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