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以后，由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又不断地在各个学术领域内开展以大批判为主的政治运动，所以把对历史的政治需求又放在了很突出的地位。到了十年动乱时期搞的“评法批儒”，更将对历史的政治需求放在了全国全民族的首位，因而极大地扼制和破坏了其它的需求，使历史的研究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从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来看，由于专制主义的集权统治一直居重要的地位，所以历史研究首要的任务是满足政治需求，这也是不足为奇的。到了近现代，又由于国家和民族的存亡是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头等大事，所以历史研究更多地为这一总任务服务，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这种政治需求的长期突出，再加上解放以后未能及时地加以调整，反而从某个侧面上加强了这一突出，结果不但弱化了历史研究中的其它需求，而且造成了相当严重的逆反现象。这种逆反现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历史学家研究历史中的逃避政治倾向；一是广大群众对历史真实的怀疑感。
    历史学家逃避政治的倾向，主要反映在厚古薄今和重资料与考证而轻视理论与宏观研究上。
    为什么历史研究中会出现厚古薄今的现象？根本的问题在于“今”与现实的政治问题关系密切，研究“今”首先要满足政治需求；而“古”却与现实离的远，选择性大，可以研究与现实无关或关系比较小的问题。理论联系实际是科学的生命力，历史科学也不例外。实际当然包括政治问题，但并不完全是政治问题，它应该有更广的面。研究“古”的问题，并不是不可以联系实际，但是也应该承认，“今”的问题现实性比“古”的问题要强的多。大量的与现实问题有关的“今”的历史问题没有或者只有少数人去研究，而与现实问题无关或关系不大的“古”的问题，历史学家却纷纷涌向那里，争先恐后地去研究。尽管研究者之间的竞争性很大，一些人很可能成为竞争中一无成就的失败者，可仍不改变自己研究的方向和课题。为什么会产生这种不正常的现象，而且有关领导人一再呼吁，都得不到纠正呢？原因就在于它是长期突出政治需求而产生的一种逆反现象，只要突出政治需求造成的影响还没有消失，这种逆反现象就会存在。不消除造成这种逆反现象的根源，而只单纯呼吁历史学家要研究现实问题，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的。
    重视资料的搜集和考证而轻视理论与宏观的研究，是历史学家逃避政治的另一倾向。资料的搜集和考证，这本来是历史学家研究问题的基础，研究任何历史问题都离不开这一基础工作。但是如果研究工作仅仅停留在资料的搜集和考证上，而不作进一步的提高和加工，显然还不能满足社会各方面的需求，从历史研究本身来说，它也只迈出了研究工作的第一步。一些历史学家告诫人们说，资料的搜集和考证才是研究的真功夫，而在此基础上作理论的分析和宏观的概括，那是为了适应某种政治需要而“放空炮”，应该由政治家去作，历史学家最好不要介入。对历史作理论的分析和宏观的概括，从中得出适应各种社会需求的结论来，这是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历史学家不去做这一工作，当然就使历史研究脱离了社会的需求，从而造成自身发展中的“危机”。
    历史研究长期突出政治需求造成的另一个逆反现象，是广大群众对历史真实的怀疑感。为了突出政治需求，历史学家的研究工作就要适应政治斗争的需要，在一定的时期强调和突出历史的某一问题和侧面。历史是多棱角和多侧面的，历史学家根据自己选择的研究角度和爱好，在某个时期强调和研究了历史的某个棱角或侧面，这本来是正常的现象，并不存在历史的真伪问题。比如说每当中华民族处于民族危难的时期，就有很多历史学家研究我国历史上反对外来侵略，拯救民族的爱国主义的人物和事件；每当一个封建王朝腐朽没落的时期，就会有一批历史学家研究历史上的所谓“中兴之治”；在大规模的战乱之后，也会有历史学家重视研究历代如何消除战争的破坏，使社会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当然对统治者的决策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从历史学家自身来说，它满足了政治斗争的需要，也不违背历史研究的原则。但是它在人民群众中，却可能造成历史是任历史学家宰割的羔羊、打扮的美女、历史无真实可言的错觉，因而导致对历史的厌倦心理。比如有的历史学家说秦始皇是“暴君”，有的说他是“伟大的政治家”，有的说王莽是个“改革家”，有的说他是个“复古主义者”，有的说孔子是“伟大的思想家”，有的说他是个“复辟狂”。人民群众并不把这种不同的评价看成是一种学术的争论，而认为是历史学家为了适应各种政治需要，“昧着良心说瞎话”的结果。这样，历史的真实性在人民群众中就一落千丈，他们宁愿去看以历史为题材的各种文艺作品，以满足自己对历史的爱好，而不愿再看历史的著作。广大群众中对历史著作的这种逆反心理，也造成了历史学家与群众的脱节，这也是导致历史科学出现“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历史研究要全面满足社会的各种需求
    在封建社会政治专制和经济隔绝的情况下，历史研究只要得到统治阶级的赞赏和支持，也就是说能满足统治阶级的政治需求，其成果就可以得到肯定或出版，历史学家本人也会因而得到相应的政治和社会地位。所以社会对历史研究的其它需求，虽然长期受到压制，但历史研究仍可得到发展。可是当商品经济发展，社会的交往和竞争激化后，虽然历史研究的成果还不可能完全卷入商品经济的洪流，不完全受商品经济规律的制约，但是它仅仅靠政治上的支持，已经很难发展和繁荣了。所以历史学家不管是仅仅满足政治的需要，还是逃避社会的需求，都会影响历史科学的发展和繁荣。
    历史科学的研究成果，最终要通过论文或专著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时代，科学研究的成果也不可能完全摆脱商品经济的影响。历史科学的研究成果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很难变为经济效益的，它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部分，也可能永远不会转化为经济效益。但对于国家和社会来说，对于那些一时或者很难转化为社会经济效益的科研成果，只要它对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有益，从政治和经济上给予一定的资助当然是必要的。但是，如果一门科学的发展，长期依赖于国家和社会的资助才能存在和发展下去，而没有自身发展的活力，这门科学是很难发展和繁荣的。现在，绝大部分历史研究的成果，除了少数适应“文凭热”而编写的各种教学用书外，都要靠国家或者社会的补助才能出版。历史著作出版难，除了发行渠道不畅是客观因素外，不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需求是主要的原因。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出版部门的注意，他们调查研究历史书籍的市场动向，从历史著作的题目、结构和表述方法等各个方面，都作了一些努力。可惜，他们的这种努力，还未引起历史学家充分的理解。历史学家还习惯于闭门著述、为历史而研究历史的传统研究方式。他们还认为研究市场动向，把自己的研究工作和市场的需求联系起来，有失身价。宁愿自己的著作写出来后“束之高阁”，无法出版，也不愿降低身份，为了市场的需求去研究和著述。还因为历史学家至今仍闭目不注意和研究历史书籍的市场情况，所以出版社一些同志的努力，未得到历史学家的配合，因而大都无法实现。这是历史研究回避社会需求的一种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