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国民政府开发西北的举措及其实施
    抗日时期，由于西北在全国所处地位的变化，国民政府从战时环境和需要出发，采取了一系列开发西北的具体措施和办法，取得了多方面的重要成就。以下仅就交通水利、农业开发和近代工业的发展加以论述。
    （一）发展交通与水利事业是国民政府开发西北的首要目标
    交通既是经济发展的动脉，又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尺度。交通便捷，才能谈得到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西北资源虽丰，但苦于交通梗塞，以至所有资源都无从开发，这也是近代西北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这种状况很难适应国防建设的需要。因此，国民政府决定把开发西北的首要目标放在发展交通事业上，使之成为发展西北经济链条上的首要环节，尤其以铁路建设为重。1928年冬国民政府铁道部成立后，鉴于陇海铁路的延展是从海州（连云港）直达西北地区的东西重要干线，乃决定将陇海铁路（当时通车至灵宝）向西展筑。1929年首先续修灵（宝）潼（关）段，因战事影响，直至1930年12月通车到潼关东门外。为展筑潼（关）西（安）段，铁道部于1931年4月设立潼（关）西（安）段工程局，开始勘测施工；1934年12月通至西安；1935年4月，潼西段工程局改组为陇海铁路西段工程局，继续承筑西（安）宝（鸡）段，并于1937年3月通至宝鸡。至此，陇海线宝鸡以东至连云港1075公里的铁路线全线通车。为确保陇海铁路机车用煤，陇海铁路局会同陕西省政府于1939年4月动工修建了咸（阳）同（官）铁路支线，全长138公里，1941年11月竣工通车。另外，为了开发白水煤源，陕西省政府于1937年派工兵修建了渭南至白水轻便铁路，1939年修成通车。
    陇海铁路的延展和另外两条轻便铁道的修筑，大大便利了战时陕西对外交流，推动了陕西社会经济的进步。
    公路建设因投资少、进展快而被确定为“目前便利运输交通之最先急”。七七事变前，国民政府公路建设的主要任务是修筑联络公路，使不成系统的各省片段线路互相沟通，以适应战争和国内经济建设的需要。1934年春间，全国经济委员会组设西（安）兰（州）工务所，负责修筑西兰公路，经营近一年，工程初步完成后，1935年1月又在西安设立西北国营公路管理局，专管西北各省公路建设，制订出西北公路运输网计划大纲，并直接主持完成了西兰、西（安）汉（中）公路。西兰公路全长753公里，1935年5月1日通车。6月，蒋介石下令限“西汉公路年底通车”。（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83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203页。）该路全长447.6公里，1934年9月开工，1935年12月完工，成为沟通西北地区与西南地区的重要通道。
    全面抗战爆发后，为了打破日本对我国沿海地区的封锁，打通国际通道，接受盟国的援助和发展对外贸易，国民政府首先在西南抓了中印公路和滇缅公路，在西北则改善了西兰公路和修建了甘新公路（兰州-迪化），使之成为贯穿西北地区的国际交通线。甘新公路直接与苏联相连，早在20年代已具雏形，1937年底动工修建，经过两年施工，全长1179公里的甘新公路建成通车，成为开发西北的一条重要公路干线。西兰公路改造工程于1940年完成，改造后的西兰公路阴雨天也可行车，是当时西北地区路况最好的公路。其次，国民政府改造和完善了一系列重要公路干线，1936年至1937年整修了华双路华天段；1938年春整修了甘青公路。还有宁平路、宁兰路、宁包路、西汉路等也都进行了整修。另外，国民政府在西北还新修了许多公路干线，如华双公路天双段，为陕西南部与甘川联系通道；甘川公路兰通段，为甘肃入川直通路线；汉白公路为陕南与湖北联系通道；宝平公路，为陇海铁路和宝汉、西兰、宁平公路联系枢纽；青藏公路玉树段，全长827公里，系联结西北与川藏地区的西部通道；此外还有宁（西宁）张公路、夏宁公路、宁陕（陕坝）公路、岷夏公路等。新疆自1935年修筑了迪伊线迪哈公路，该路于1937年7月1日完工通车，是一条重要的国际交通线，抗战爆发后，大批苏联援华物资就是通过这条公路运往中国抗日前线的。1939年5月，新疆又先后兴建了额敏-塔城、迪化-焉耆、焉耆-阿克苏、阿克苏-喀什和喀什-和阗等公路干线。
    除了公路干线外，西北各省都修建了不少省内支线，如陕西从30年代初开始，先后建成了西朝（邑）公路、西盩（厔）公路、西南（五台）、西午（子午口）、原（三原）渭（南）、咸榆、渭蒲、渭大（荔）、凤陇、凤汉、汉宁（羌）、西荆（界牌关）、绥（德）宋（家川）、鄜宜（川）等十多条公路。青海先后建成宁民、宁循、宁门、宁互、宁同、宁都、宁贵等公路。宁夏于1933年建成了“三大干线”、“四大支线”。（注：“三大干线”是指宁夏至包头、兰州、平凉的三条省际道路；“四大干线”指银川至盐城、灵武、预旺和定远营的四条省内主要线路。秦孝仪：《十年来的中国经济建设》，台北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76年版，第7-8页。）
    总之，抗日时期整个西北地区的公路有了成倍甚至成十倍的增加（其中的西兰、甘新、凤汉、汉宁、汉白等线由全国经济委员会直接拨款兴筑），最终形成了以兰州为中心的西北近代公路网和西北各省区的公路网。此外，西北的航空、水运事业也有新的成就，兹不赘述。交通建设的发展为国防建设奠定了基础，也对西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条件。
    西北建设的首要问题是交通，同等重要者即为水利。因为交通即使便利，而农产匮乏，仍不能救济人民的贫苦。西北向来缺水，频仍的旱荒如同恶魔威胁着当地人民的生存。为此，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通过《西北开发案》，其中对西北的水利作了统筹规划，指出必须设“专门之机关与人材，作精密之考察，通盘之筹划。凡重要工程，非地方政府力所能任者，由中央办理，其余重要计划、简易工事，皆由其指导督率地方办理也”。（注：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开发西北案》所附《开发西北计划大纲》，1932年12月19日。）并先后在相关会议上形成了一系列关于兴办水利的决议，如《十年万井计划案》、《请拨款兴修甘肃省杂大两渠以利灌溉方案》、《提倡甘肃造林兴修水利案》等。1936年全国经济委员会制订的《全国水利建设五年计划大纲》，其中涉及西北水利的就有“完成关中八惠灌溉工程”（“八惠”为泾惠、洛惠、渭惠、梅惠、沣惠、灞惠、耀惠、汧惠八渠）、“整理绥远、宁夏、甘肃水渠”等计划案，以加强对西北水利事业的兴办，西北地区的水利建设掀起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