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民政府开发西北活动对西北社会经济文化的影响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政府开发西北的活动，不仅为持久抗战奠定了物质基础，而且对西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兹举以下几个主要方面即可知其全豹。
    （一）促进了西北地区农业的进步和工业近代化程度的提高
    抗日时期，由于国民政府制定一系列开发农业的政策，西北农业有了相当的进步。西北地区农村合作社的建立以及农贷的发放，对促进农业生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如1940年，甘肃农村合作社社员借款4687410元中，用于购买牲畜者占44%；购买种子者占14%；购买农具者占5%，购买、赎回土地者占8%，购买肥料者占2%，购买粮食及其他开支占27%。可以看出，绝大部分贷款都用于农村的生产事业。（注：顾祖德：《五年来甘肃合作事业概况》（上），《甘肃民国日报》1940年7月8日。）同时由于大兴农田水利事业、开垦荒地，使西北地区的耕地面积都有所扩大。以陕甘为例，1934年陕甘两省耕地面积分别为30883000亩和21676000亩，到1946年分别增加到45627000亩和26167000亩。（注：许道夫编：《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9页表2“各省耕地面积统计”。）随着国民政府资助棉农扩大生产，推广优良棉种，以及发展灌溉事业，棉花种植面积和产量不断提高。1920年陕西棉花种植面积为1283650亩，到1937年增加到4829829亩。1936-1938年，陕西棉花连续3年丰收，皮棉产量分别为1110000市担、1068000市担和1055000市担，是1919年至1948年30年间的最好水平。（注：许道夫编：《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11-212页表8“主要棉产省区皮棉产量”。）此外由于农业科技的进步和农业投入的增加，粮食种植面积和产量都有所增加。以陕甘的主要农作物小麦为例，两省小麦的种植面积分别由1937年13650000亩和8240000亩，增加到1944年的19263000亩和8652000亩；产量也由1937年的9429000市担和8328000市担，增加到1944年的33136000市担和10830000市担，这是1914年以来30年间的最高产量。（注：转引自《试论西北近代交通建设》，《西北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第65页。）陕甘两省生产的粮食，不仅能满足自身需要，而且有力地支援了抗战。
    20世纪30年代以前，工业建设在西北几乎是一片空白，仅有的几家工厂主要集中在陕甘两省，且多与军用有关。进入30年代，随着国民政府开发西北政策的颁布，陇海铁路的西延入陕，公路网的初步形成，既便于国外及沿海的机器逐渐输入，又为工业原料和产品的运输销售提供了保障。因此，许多厂矿企业首先在铁路、公路沿线建立。不仅当地的企业家开始投资设厂，而且外地的开发商和知识界人士也先后来西北考察或投资建厂。如1932年陇海铁路管理局组织的由经济专家、大学教授、新闻记者等40余人参加的陕西实业考察团，对陕西的经济状况进行全面考察，并将考察报告编纂成《陕西实业考察》一书（该书约50万字，1933年10月由上海汉文正楷印书局代印，陇海铁路管理局发行（注：《陕西地方志通讯》1984年第5期，第28页。））。再如1935年赵德山将其在徐州的玻璃厂一部分迁到西安，建立襄明玻璃厂；1936年济南成丰面粉公司设分公司于西安；石家庄大兴纱厂和武汉裕华纱厂，集资300万元，也于同年在西安创办大华纱厂。从1933年到1937年，陕西先后建立起纺织、面粉、化学、电气、榨油、机器制造、打包等机器工业。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把西北地区作为抗战的大后方，对西北开发实行政策倾斜，加大了投资力度；沿海工业内迁，为西北开发提供了先进的机器设备和技术力量；抗战初期大量公教人员和难民迁入西部，使后方的军需民用物资日趋紧张，为西北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以上这些因素成为西北近代工业发展的强大推动力，使西北近代工业建设一度出现蓬勃兴旺的局面。到1942年，陕、甘、宁、青4省共有工厂839个，资本总额为16917.5万元，工人32857人，拥有动力151718匹马力。其中陕西工业发展最为迅速，工厂数增加到385家，工业力量仅次于四川、湖南而位居全国第三。（注：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4辑，北京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97页。）到1944年，陕甘两省各类工厂数已达587家，实缴资本总额48305.6万元，工人41605人。（注：国民政府经济部统计处：《后方工业概况统计》，1943年5月出版。）宁夏的工业较为落后，战时仅建工厂18家。新疆的新式工业也从无到有，共建有工厂44家。（注：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4辑，第88页。）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抗日时期西北的西安、宝鸡、天水、兰州、平凉、银川、西宁、迪化等都发展成为新的工业城市。同时，西北近代工业的发展，也使中国的工业分布发生显著变化，初步调整了西北地区的工业状况，中国拥有近代工业的地域有了一定的扩大。
    （二）推动了西北地区商业贸易的发展和繁荣
    在明清两代，西北地区曾出现过以从事边境贸易和省际贸易为特色的著名的“陕西商帮”，其活动范围主要是陇青川黔蒙藏的西部地区，其财势位居全国十大商帮前列。（注：李刚：《陕西商帮史·前言》，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进入近代，由于官府赋役的苛重，洋货的打击，战争的浩劫，加之传统商帮缺乏新的经营理念，以及交通的不畅，西北地区的商业贸易事业日益衰落。20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西北战略地位的提高和国民政府开发、建设西北力度的加大，西北地区的商贸活动呈现出日益繁荣之势。其主要表现是：第一，商业经营规模的扩大与输出入商品的增加。据1943年统计，陕西省15个县共有大小商号13289家；甘肃省全省共有商号2.5万家，年营业额达28亿。（注：魏永理，《中国西北近代开发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0页。）因陕西地处西北地区的东部，与豫鄂川晋毗邻，是西北通往全国各地的重要通道，所以成了各省商品流通的重要集散地。从30年代起，陕西输出入物资的价值总数不断增加。据统计，1932年陕西商品输出输入总额分别是936.8万元和1218万元，到1936年则分别增加到2477万元和2971万元；1937年又分别为1561万元和4842万元。（注：魏永理，《中国西北近代开发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3页。）毋庸讳言，这种多年入超的情况，当然反映了西北地区商品经济落后性的一面，但商品输出入总额的增加，又显示出西北地区商贸规模不断扩大的趋势。第二，新型商业贸易组织--股份公司的发展也较为迅速。为适应大规模商业活动的需要，西北地区的商业组织形式也发生了质的飞跃，出现了近代意义上的商业股份有限公司。如兰州市1945年商业股份公司已有12家，支公司17家，资本总额达8685.74万元。（注：《兰州商业公司设立状况表》，1943年。）新疆有裕新土产公司、省贸易公司，还有民办的华新公司。宁夏有富宁贸易公司，青海有协和贸易公司和德兴海贸易公司等。第三，形成了许多具有重要影响的商业中心。由于商业的繁荣，西北地区的西安、兰州、银川、迪化等城市的贸易地位不断提高，成为战时后方的货物集散地和商贸中心。西安是连接中原、西南和西北地区的商贸中心；兰州是西北交通枢纽，是联系青海、新疆、宁夏的商贸中心；银川是连接西北与华北的商贸中心；迪化是战时西北国际通道的连接中心，也是抗日时期中国对苏贸易的桥头堡。1937-1938年夏季，约有6000吨各种物资通过新疆；1938-1941年间，中国经新疆向苏联运输的战略物资有钨、锡、汞、锑、锌、桐油、羊毛、猪鬃、生羊皮等。（注：这些物资的数量分别是：钨砂14664吨；锡7385吨；汞150吨；锑4075吨；桐油7768吨；羊毛10500吨；猪鬃6340吨；生羊皮1315000张。魏永理，《中国西北近代开发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9页。）此外，中国还通过地方贸易从新疆向苏联出口了350多万头羊，1039万张羊皮，29413吨羊毛和其他产品。（注：徐万民：《八年抗战时期的中苏贸易》，《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6期，第203页。）这些商贸中心的形成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以前中国商贸发展不平衡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