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加强了东西部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合作
    从30年代起，随着国民政府开发西北活动的展开，交通状况的改进，西北与东南、西南各省的联系大为加强。特别是战时工业的内迁对近代工业十分薄弱的西北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尽管迁入西北地区的工厂很有限，但这些内迁工厂多系较大的工厂，多系战前中国工业的精华，它们有较雄厚的设备和技术力量，有较长的办厂历史、较丰富的管理经验、较先进的经营理念和经营方式。所有这些不仅成为带动西北近代工业发展的酵母和领头羊，也在一定程度上缩短了东西部经济发展的差距。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开发西北活动的展开促进了西北地区人口的增长和素质的改善，加强了东西部之间的教育、科技、文化的交流与合作。除了民国十八年（1929年）大饥荒前后西北的人口减少较多外，1935年又逐步回升，全面抗战爆发后增长很快。统计资料显示，1931年陕西的人口为897万余人，1939年即增至1010万余人；从1928年到1947年，青海的人口从36.8万人增至134.6万人；新疆则由255.2万人，增至404.7万人。一些城市的人口增长则更为迅速。如西安人口从1936年的15万人猛增至1945年的28万人；宝鸡在抗战期间从七八千人猛增至11万人。（注：以上人口资料综合自曹占泉：《陕西省志·人口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7页；葛剑雄、曹树基、吴松弟：《简明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581页；《陕西省志·商业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页；胡焕庸、张善余：《中国人口地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61页。）这些新增人口，绝大部分是来自东中部地区的难民，也包括一部分内迁的具有较高素质的工商界、文教界、军政界、科技界、医卫界人员及其眷属，他们的到来对于改变西北地区的落后面貌有重要影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根据国民政府颁布的《战区学校处理办法》和国民党临全大会制订的《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和国民政府教育部高教司制订的《设立临时大学计划纲要草案》的精神，平津地区的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于1937年9月内迁陕西，极大地促进了陕西乃至西北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这3个著名大学最初迁到西安，合组西安临时大学，后迁汉中城固，更名为西北联合大学，当时计有文、理、法商、教育、工、农、医等6个学院。在此期间，工、农两学院首先“独立”，教育学院改称师范学院。不久，联大工学院与焦作工学院、国立东北大学工学院合并为西北工学院，联大农学院与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合并为西北农学院。1939年8月，西北联大改称国立西北大学，师、医两学院再行“独立”，联大师院改组为西北师范学院，联大医学院改组为西北医学院，并辖有一所助产学校。由此，便奠定了陕西高等教育的基本格局和在全国的重要地位。
    另外，国民政府开发西北的活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增进了西北地区各少数民族与内地汉族的相互了解与沟通，消除了某些在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心理感情上的隔阂，缓和了民族矛盾，改善了民族关系，为西北边疆的巩固和进一步开发提供了初步的保证。
    综上所述，在1931-1945年的14年抗日时期，由于西北地区所处战略地位的变化，开发西北的活动曾几度掀起高潮。就总体而言，作为策划者和组织者的国民政府，面对复杂的历史条件和艰难的战争环境，为西北开发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其决策和一系列政策基本上也是正确的。这些政策的推行和实施，在不少方面（如交通、水利、农产、工业等）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不仅为打破日本的经济封锁、支持长期抗战、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做出了贡献，而且为改变西北地区极其落后的面貌、促进西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调整区域经济发展不合理的状态奠定了初步的必要的基础。笔者认为，对此应予以充分的肯定和实事求是的评价。然而事实又表明，国民党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城市性质的政党，代表着“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注：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47页。），国民政府也是一个“蹩脚的组织者”，其根本弱点是“没有同人民群众融为一体，反而高踞在他们头上”（注：［美］阿·恩·杨格：《1927至1937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74页。），因而在西北开发的过程中存在着诸多缺陷、不足和问题（如缺乏全盘而切合实际的整体规划；某些举措虎头蛇尾，流于形式；重视工商胜于农业，重视城市胜于乡村；各级官员尤其是县级以下官员素质低下，强征强派，贪污中饱，致使一些好的政策反而成了坑害百姓的手段；开发的区域极其有限，基层的动员极其有限；农村的减负半途而废，治标不治本，农民并未得到实惠等）。因篇幅所限，这些方面将另文专论。有一点应当指出，国民政府在开发西北的过程中虽然对该地区的社会经济做过一些考虑，但其开发的主旨则是直接为战争服务的（前述第一、二阶段兼有抗日与“剿共”两个方面），起决定作用的是军事上的需要而不是该地区的全面而长远的发展。这就使西北开发势必受到战争进程的制约。因此，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国民政府开发西北的热情遽减，各种开发、建设西北的活动也停顿了下来，最终导致西北地区的社会经济再次陷入低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