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牧混合经济与敞田制
    敞田制出现于撒克逊时代晚期，这已经得到广泛认同，但学界对其出现的原因争议很大。早期学者较为普遍地认为，敞田制是为了追求平等。维诺格拉多夫相信这是“唯一合适的解释”，条田交错“植根于一种愿望：无论土地形貌、位置和价值怎样不同，但要使分配给农民的持有地在数量和质量方面都均等”。(54)但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西方学者越来越多地转向技术和经济因素的解释，平等论的影响越来越小。(55)我们认为平等是推动敞田制产生并长期维持的原因之一，但要说明敞田制为什么会出现在撒克逊时代晚期，还需要其他解释。
    五六十年代，西方学界流行一种观点：敞田制起源于重犁的引入。小林恩·怀特的解释最具代表性。他认为重犁出现于6世纪，但直到9世纪才由入侵的丹麦人带到英国。重犁的引入意义重大，因为它导致了对难以耕种但更为肥沃的重黏土的开垦，并通过犁沟达到了排水效果。此外，共用牛队和田间管理的需要推动了集体农业，即敞田制的产生和发展。(56)胡克有所保留：“虽然农业技术诸如重犁越来越多地使用，可能影响农田的大小和耕作方式，但它们不可能导致田制的完全重组”，“要解释这些变化为什么发生，似乎必须探讨更为根本的经济或社会原因”。(57)
    霍尔、胡克等人认为，敞田制和核心村庄是经过人为规划的，它们的出现与某种中介因素有关。(58)霍尔对北安普敦郡的考察表明，这里的海德、维尔格特(virgate)和条田规划有致。一个村庄通常有4海德土地，合48维尔格特，即30英亩左右的份地；份地农的土地又以条田方式均等地分布在所有“弗隆”之中，每人一条或两条、三条。“海德”和“维尔格特”是中世纪的征税单位，按照霍尔的看法，份地和条田是中世纪英国财税制度在农田外貌上的反映。(59)坎贝尔则认为庄园领主是敞田制产生的主要推动力。他指出敞田制主要分布于米德兰和英国东南部分地区，如西诺福克，而这些地区恰恰是庄园领主力量强大的地区，“领主的权力越大，统治的时间越长，公田制就越充分发展。”(60)但是，戴尔认为领主对村庄日常生活的干预是很有限的，“村民而非领主才是村庄和田制规划的原由”。(61)不过，最近有学者指出，这种将领主和农民对立起来的做法不可取，因为“转变到一种更集约更高产的农业生产制度，会对地方领主和农民同样有利。”(62)
    进入21世纪以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将敞田制的出现与“长的8世纪”欧洲经济生活的变化联系起来。在约翰·莫兰看来，敞田制的出现是这一时期交换经济发展并导致农业生产集约化的结果。(63)奥斯特威曾认为敞田制最早出现在中部的麦西亚王国，这并非偶然，既有“长的8世纪”的大环境，又有麦西亚的特殊性，例如与法兰克王国的经常性联系，在国家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就等等。(64)
    以上观点均有一定合理性，但仅此还不够。这些看法缺少比较分析，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研究者的视野。事实上，马克·布洛赫通过比较的方法，看出了欧洲传统农业的基本特质，“在法国，如同在欧洲其他国家一样，中世纪农业不是单以谷物种植，而是以土地耕作与牲畜饲养结合为基础的。这是将我们西方的技术文明与远东区别开来的最重要的不同之一。”(65)迈克尔·米特劳尔进一步强调了该特征的重要性：“面包和肉食作为两种基本的、不可分割的食物模式，是中世纪早期的创造，它将古代地中海的面包文化和在阿尔卑斯山以北发现的肉食文化融为一体。这样做的前提条件是引入农业革命，主要是、特别是将农业和牲畜饲养业组合到一起。”(66)那么，中世纪早期的农业革命究竟是怎样发生的？敞田制的出现与这场农业革命的关系如何？米特劳尔没有详细论述。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探讨。
    我们认为，中世纪欧洲的农牧混合经济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敞田制，是罗马因素和日耳曼因素相结合的产物。罗马人的食物以小麦面包和葡萄酒为主，肉食和奶制品较少。他们的牲畜主要是用来耕地的牛。由于地中海沿岸土质疏松，罗马人普遍采用简便的轻犁(ard，又称“耙犁”)，一头牛即可拉动，因此农民养牛不多，有的地方甚至用人拉犁。(67)西北欧则不同。这里以畜牧为主，虽然在罗马统治时期农业有所发展，但始终未达到地中海地区的水平。
    迈克尔·富尔福德指出，罗马-不列颠的粮食生产不能自给，需要大量进口。(68)考古学家在南希尔德发现了一个3世纪的罗马军粮库，在保留下来的大量碳化谷物中，约一半是斯佩耳特小麦，另一半是小麦，还有少量大麦。彼得·福勒认为斯佩耳特小麦很可能是本地生产的，小麦则可能是进口的，因为小麦在当时的不列颠种植不多。(69)
    日耳曼人是欧洲古代诸民族中食肉最多的。恺撒记载说，“他们不大以谷物为食，而主要以奶和牛代之，他们用很多时间打猎”。(70)虽然他们也种植谷物，但这并非他们真正之所爱。塔西陀说：“日耳曼人以(牛的)数量多而感自豪，这是他们唯一的财富形式，也是最值得夸耀的。”(71)应该说，日耳曼人的饮食文化和经济形态与罗马人差异最大。因此，日耳曼人进入西北欧以后，一种矛盾的历史现象出现了。一方面，罗马物质文化对日耳曼人具有强大的吸引力，盎格鲁-撒克逊人居住在不列颠罗马化程度高的米德兰和东南地区，而且新的研究成果表明，他们新建的住房往往靠近或在过去的罗马居民点之中。(72)他们特别喜爱罗马人的小麦面包。罗马派往不列颠的早期传教士之一、伦敦主教梅里图斯，就因为拒绝把“白面包”分给信奉异教的东撒克逊王国的王子们而遭到驱逐。(73)另一方面，日耳曼人并未放弃他们自身的文化和谋生方式。最近的考古报告，特别是对古植物、古花粉序列的分析表明，盎格鲁-撒克逊人入主英格兰曾导致当地经济形态断裂——畜牧经济取代了过去的罗马-不列颠农业经济。(74)
    那么，日耳曼人如何将两种完全不同的经济混合在一起，以满足对面包和肉食的需要？最初的解决办法是传统的，采用西北欧原有的内田—外田制，内田种植谷物，外田饲养牲畜，但效果不佳。因为在内—外田制中，农业和畜牧实际上是分开的，没有形成有效的互补。种谷物所需要的肥料主要来自农家肥——由厩肥、人粪尿和室内垃圾堆制而成，这种肥料的可增长空间有限，难以满足大规模改种小麦的需要，因为小麦是精细农作物，需要投入的肥料和劳动力比其他麦类多。(75)此外，小麦原本是地中海旱地农作物，要在湿润的西北欧特别是滤水性能差的重黏土区种植小麦，排水是一道难题。因此，如果要解决上述问题，需要技术革新。
    敞田制是适应上述需要发展起来的。在敞田制下，收获后的麦茬地和休耕地被用作公共牧场，通过这种方式，实现了农业和畜牧的有机结合。在麦茬地和休耕地上放牧，不仅可以减少专用牧场，增加可耕地利用面积；而且由于牲畜粪尿直接排泄在地里，可达到肥田效果。就本文讨论的问题而言，后者尤为重要，因为它解决了小麦种植所需要的肥料问题。但是，牲畜特别是大牲畜如牛随意排泄的粪尿，容易因日晒雨淋而肥力下降，因此，常见的方法是“圈羊积肥”(folding)。在各种畜粪中，羊粪的质量是最高的，含氮量比牛粪多一倍。“圈羊积肥”就是白天将羊赶到村外有青草的地方放养，晚上赶回设在休耕地的小羊栏集中过夜，几天下来，羊栏下的地表会积下一层厚厚的羊粪。小羊栏是移动的，一年之内用此方法积下的羊粪可覆盖部分或大部分耕地。1326—1327年，霍米德庄园直领地使用农家肥和圈羊积肥的比例是5英亩：5英亩，1344—1345年上升到5英亩：7英亩。在威斯特米尔直领地，1343—1344年，用农家肥和圈羊积肥的比例是20英亩：30英亩。(76)两个庄园都位于东米德兰，这里远不是养羊最多、圈羊积肥最发达的地区。在米德兰周围的白垩土、石灰岩或石楠地，因土地贫瘠，圈羊积肥的比例更高。
    农史学家很早就注意到畜粪利用与敞田制农业之间的紧密关系，虽然他们对这项技术开始于何时有不同看法。瑟斯克说：“农田需要肥料使之保持肥沃，很显然，在农田上放牧比用车将肥料从其他地方运来更方便。”不过，她认为对肥料的需求直到人口压力增大，农田不得不被集约使用时才变得迫切，因此，她认为敞田制出现很晚，很可能要到13世纪左右。(77)克里奇则认为敞田制出现很早，圈羊积肥与敞田制相伴而生。他还认为，敞田制中农民的土地之所以条田交错式分布，主要是为了保证他们能够均享粪肥。(78)
    重犁的影响也许被以往学者夸大了，但作为敞田制形成过程中一个重要的技术因素，它的作用特别是在某些地区的作用仍然是不可低估的。各方面材料，包括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诗文、手抄书插图以及田野调查报告显示，到10、11世纪中世纪，重犁已在英格兰广泛使用。(79)使用重犁可在地上留下田垄和犁沟——它们被后来的研究者视为敞田最明显的外部特征。霍尔认为垄沟的功能有二：一是通过垄与垄之间的沟将农户的条田彼此分开，也就是说，沟是自然边界；二是排水。霍尔特别强调后一功能，在他看来，直到19世纪地下排水技术采用之前，垄沟是治理渍水最有效的办法。因此不难理解，中世纪英国的垄沟主要集中在米德兰，因为这里土地黏结，加上地势低洼，排水问题迫切需要解决。(80)班汉结合农作物生长规律作了进一步阐释。她指出盎格鲁-撒克逊时代英国的农作物经历了从大麦向小麦的转变，由于大麦是春播，小麦是秋播，该转变意味英国首次出现了越冬作物。但如果冬季土壤太湿，麦苗浸泡在水中很容易被冻死，因此排水问题变得至关重要。正是由于采用重犁，才使得麦苗越冬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班汉说应把重犁和敞田的广泛采用归因于“盎格鲁-撒克逊人渴望吃那种高贵食品，即轻质、白色的小麦面包。”(81)有必要对班汉的解释做两点修正或补充。首先，越冬作物并非首次出现于盎格鲁-撒克逊时代，事实上，罗马统治时期不列颠广为种植的斯佩耳特小麦就是秋播作物，只不过斯佩耳特小麦生命力强，抗风、抗寒、抗病虫害，并没有使麦苗越冬成为严重问题。(82)其次，改种小麦无疑是由于小麦优质所致，但也与盎格鲁-撒克逊人皈依基督教后受到的新的饮食文化影响有关。在基督教传统中，白是纯洁的象征，即使其他品种的小麦如双粒小麦、斯佩耳特小麦能制造出极富营养、非常可口的面包，它们仍不能同小麦面包相提并论。从词源上“小麦”(wheat)一词本身就表示“白”(white)。(83)
    班汉试图根据考古发现，勾画出小麦取代大麦成为盎格鲁-撒克逊人主要食物的大致过程。在第一阶段，即5—7世纪大麦占支配地位，在已发现的所有遗址中，88％有大麦，63％有小麦；在第二阶段，即8、9世纪，小麦已经超过了大麦，95％的遗址中有小麦，64％的遗址中有大麦；在第三阶段，即10、11世纪，小麦已经取得绝对支配地位，在89％的遗址中发现了小麦，但只在42％的遗址发现了大麦。(84)文献资料也表明，到10、11世纪，小麦已在英格兰广泛种植。977年，约克大主教奥斯瓦尔德将附属肯普西庄园的2海德“小麦种植地”赐给“侍从兵”(cniht，中世纪“骑士”一词由此而来)埃塞尔伍德；(85)1050年，汉普郡赫斯特本修道院规定的农民各种负担中，包括每海德缴纳“3塞斯特(sester)做面包的小麦”。(86)
    但是，要实现上述技术革新，需要改变田制乃至农民的居住方式，因为在新的技术安排下农民需要合作，包括将分散的农田集中起来，以形成可在休耕期或收获后放牧的大牧场；将农户各自的羊群集中起来，以达到圈羊积肥的规模效应。此外，使用重犁还需要“共耕”(co-aration)，即农户们将牛组成犁队(通常需要8头牛)进行集体耕作。(87)敞田制和核心村庄就是适应上述需要产生的。按照克里斯托夫‘泰勒的说法，该变化发生在9—12世纪，是英国乡村景观史上的一次“革命”。(88)
    近年出版的考古学田野调查报告证实了泰勒的说法。劳恩兹(Raunds)位于北安普敦郡东部，面积40平方公里。中世纪这里有4个核心村庄和3个散村，但考古学家基本确定的450年至850年的撒克逊居民点有22处。早期居民点大多靠近宁河及其支流，可能是为了便于取水，或为了避开河谷之上坚硬的泥砾地。农家肥中残留下来的陶片显示，这一时期用肥都集中在居民点附近，说明这些居民点是分散的独立农场。10世纪，即撒克逊人完成对丹麦区的再征服之后，居民点减少到上面提到的7个。新居民点从宁河边后撤，处在既能利用河谷沙壤土又能利用河谷之上粘土的中间位置。陶片与“弗隆”的对应关系表明，敞田最早出现在撒克逊时代晚期，但还局限在劳恩兹西部，到中世纪才扩展到其他各处。中世纪的陶片分布均匀，虽然呈现从村庄向外的距离衰减效应，说明当时的土地是被充分利用的。(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