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研究中国思想史的中国学者会比较关注国外汉学界的研究成果，这当然无可厚非。不过，最近研究传统中国的文史学界，开始有了“走出汉学界”的愿望，有人提议，研究传统中国的文史学界，应当把自己的视野，从外国专门研究中国学的领域，扩大到其他方面，比如研究中国文学史的人，可以与研究欧洲文学史的人互相讨论，研究近代中国史的人，应当和研究近代印度史的人互相磋商。同样，研究中国思想史的人，也应当走出欧美和日本的中国学界，与研究欧美、日本思想史的学者互相对话。道理很简单，外国的“中国学界”，他们研究的中国，是一个作为“他者”的“外国”，和中国的外国文学、世界史、西方哲学史之类研究“外国”的专业其实比较接近，而在他们研究自己本国的历史、思想与文化的时候，其研究的心情、思路和问题意识，倒可能成为中国人研究中国历史、思想与文化的借鉴和资源。
    下面要讨论的，就是近年来日本学界关于日本近代思想史研究的状况，以及这一状况对中国思想史研究可能有的启示。
    一、从《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说到日本近代思想史研究界的一般方法
    《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是日本著名学者丸山真男（1914-1996年）最有影响的著作。简单地说，丸山真男对于日本近代政治思想史描述的大体线索是这样的：在信奉佛教的镰仓时代，从中国传来的朱子学本来处于边缘，但是在德川时代，朱子学开始成了主流的政治意识形态，关键人物是藤原惺窝和林罗山，他们以“自然”的秩序为中心，建构了德川时代关于自然、社会和伦理秩序的理论基础。但是，后来由于“古学者”继起，如山鹿素行（1622-1685年）、伊藤仁斋（1627-1705年）、贝原益轩（1630-1714年）及荻生徂徕（1666-1728年），接着，又由于贺茂真渊（1679-1769年）开创的“国学”，特别是本居宣长（1730-1801年）的继起，朱子学开始瓦解，随着朱子学的瓦解，原来社会的基本观念和秩序就随之崩溃，日本政治思想和社会秩序便出现了近代转型（注：丸山真男在《思想史の考え方について》中曾经说到，思想史有三种进路，一是教义史，二是观念史，三是时代思潮史，他的这部关于近代日本政治思想史的名著，其实就是按照思潮史的方法来写的。参见武田清子编《思想史の方法と对象》（创文社，1961年）第3-33页。）。
    按照这一历史线索，江户时代政治思想的演变，就是曾经作为幕府主要意识形态的朱子学的演变。朱子学从占据中心，到后来被反朱子学的“古学派”、“国学派”渐渐取代，不仅仅是思想史过程，而且也是日本政治逐渐从传统向近代转化的过程。在以朱子学为代表的儒学那里，“天理”包括自然、社会、个人三个领域，由于天理的基础“自然秩序”是不言自明的，所以推衍出来的社会政治秩序、个人生活方式也都是不言自明的。在这一观念世界里面，一切合理性都是同一的，政治真理得到自然真理支持，个人生活也必须遵照这种真理，所以“存天理，灭人欲”就有其当然的合理性。但是，在古学者的观念世界里，既然儒学是治国平天下的学问，那么，它就应当是政治统治者的事情，“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于是，儒学只是一种政治学说，不应当干预“私”领域（也就是人的实际生活世界），这样一来，“公”与“私”就开始分化。接下来的国学，则开始逐渐在思想世界中“去古典中国化”，确立日本文化的自主性。按照丸山真男的说法，国学者第一步是回到文献学传统，在古文献中直接触摸圣人之心，排除后人各种解说的影响，包括朱子之学；第二步是真理依据的历史化，用历史的精神“掀翻了僵化的儒学合理主义的重压，一步步独立发展的过程鲜明地展现出来”（注：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王中江译，三联书店，2000年，第111页。）；第三步是对人的自然性的合理解放，它进一步把圣人之道归于政治领域，于是在生活世界更加排除了道德严厉主义。在这里，仿佛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历史，丸山真男也描述了一个很流畅的日本近代思想史过程，从朱子学到古学，从古学到国学，好像是一次又一次的蜕皮。中国的政治哲学朱子学，逐渐被依据更古老的经学解释所取代，就好像中国清代考据学家用汉代的经学取代宋代的理学一样，由于古老经典的权威性，使得原本权威的理学解释退避三舍；而后来的国学派，则以民族主义的自我文化认同，瓦解了来自中国的经典之学，使得原来约束日本思想的很多外来因素逐渐消退，日本的主体性开始凸显出来，同时也由于约束性很强的儒家思想的瓦解，给“近代日本”扫清了道路。这一近代日本思想史的叙述和解释相当有逻辑性和说服力。后来的很多日本学者都接受了丸山真男的思路和方法（注：参看飞鸟井雅道《近代精神の成立过程》，《日本近代精神史の研究》，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2年；参看后附安丸良夫“解说”，第479页。）。由于这部著作被译为英文，在美国出版，甚受西方世界研究者的重视，这更使他关于近代日本思想与政治的这一解释思路影响到国际学术界。但是，这里特别要提出讨论的，并不是他关于日本思想史的具体描述，而是丸山真男用来分析日本近代思想的两个重要方法。
    第一个是所谓“古层”和“执拗低音”（注：这是他在《原型、古层、执拗低音--日本思想史方法论についての私の步み》一文中提出的，《丸山真男全集》第12卷，岩波书店，1996年，第150-153页。）。“古层”的概念是来自地质学的术语，“执拗低音”的说法是音乐学的比喻。他说，在日本思想世界的“古层”上面，堆积的是儒学、佛教、天主教、自由民主主义等等外来思想，但“古层”即日本固有文化却一直延续着。在近代日本，欧美近代思想虽然居于压倒性“主旋律”的位置，但它也常常被低音部的某种音律，也就是日本自身的文化思想所修饰，这种“执拗低音”有时成为背景存在，有时被主旋律掩盖，但是它始终存在，有时甚至压倒主旋律。他以为，这和他一直强调的“一般知识、思想和信仰”是很接近的，一方面它是古老的，另一方面它是执拗的，任何一个主流思想，无论是外来的新观念，还是上层的创造性思想，必然在进入社会生活的时候，经由深入民众的一般知识思想信仰的影响，形成某种妥协和变形，甚至是改造和扭曲。在日本近代思想史上，朱子学被丸山放置在主旋律的位置上，它被低音部分就是日本固有思想（包括早已经被融入日本的古代中国传统思想）所影响，由于这个影响的存在，在近代相继出现的古学、国学，它们仿佛“古层的隆起而引起的地层变化”，造成朱子学的曲折和瓦解，这就是一个走向“近代”的政治思想史脉络。
    第二个是他在《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中表达的“顺着看（历史）”的问题。丸山真男追问，研究者对历史应当“顺着看”还是“倒着看”？据他说，他自己是从思维方式“变化”的观点来看待日本“现代意识的成长”的。按照他的说法，历史的分析方法和固执的现代价值评判是不同的，从现代思想的后设价值立场“倒着看历史”，从所谓西方式的“普遍性”规则出发来清理日本的思想史也是不合适的。比如，按照西方的定义，现代精神的重要特质之一是“合理主义”的增长，但是从日本的朱子学经过荻生徂徕学到国学的历程，却是“非合理主义的展开”（注：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第119-120页。）。换句话说，他反对以任何后设的、现代的价值立场建构历史脉络，并且一直试图“顺着说”，即从日本自身的资料和自身的历史脉络来追溯思想史，并把日本思想或者思维的变化过程，当做他的日本近代思想史的主脉。
    丸山真男一方面把思想的展开、转换、更叠过程，看成是本土资源不断地对外来思想与文化做重新解释的过程，一方面把思想史的脉络看成是日本自身历史、社会与政治逐渐变化和转型的过程。但是，在丸山真男的研究中，这两种方法是否被真的贯彻使用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