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切记日本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历史差异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思想史研究要接受日本思想史的研究模式，也不意味着我们要把中国思想史整编到“亚洲”或“世界”思想史中。我始终相当警惕的是，当我们接受“亚洲”或“东亚”这一概念，并开始我们对思想史的整体重新研究的时候，我们是否能够有足够的清醒意识，以区分日本、朝鲜和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各自的不同背景和特别性质（注：参看葛兆光《想象的还是实际的：谁认同亚洲？--关于晚清至民初日本与中国的亚洲主义言说》，载《台大历史学报》第30期，2002年。）。
    如果说，依照丸山真男的说法，近代所谓的“西方”并不是一个固定的“西方”（注：丸山真男曾经指出，19世纪以来，来自西洋的，对于中国、日本和朝鲜的压力，已经不同于15、16世纪西班牙、葡萄牙来航时的殖民形式，亦不能解释为英国东印度公司代表的西力东渐，因为“十九世纪以后逼迫东亚‘开国’的西方压力，是饱经了西方史上也未曾有过的‘产业革命’实践或正在经历这个实践的‘列强’的压力”。丸山真男：《福泽谕吉与日本近代化》，中文本原作者序，第4页。），那么我们也应当说，“东亚”也不是同一的“东亚”。以日本与中国为例，如果我们把思想史的视野放在全球背景中，同时在处理思想史问题时又保持一定的区别意识，我们会清楚地看到中日两方的思想史差异。其中，一个相当巨大的差异是，日本在面对“西洋”的时候，它同时还面对着“东洋”，因此，对于日本来说，如何在一个强势的、新来的西方文明与庞大的、旧有的中华文明之间自处，是日本近代思想面对的困境，正因为如此，近代日本才有从朱子学、古学和国学的蜕皮，一直到“脱亚论”、“兴亚论”的争论。相反，中国当时虽然同样有如何面对西方的困境，但中国的思想世界，常常并不觉得自己处在日本式的“夹缝”状态，而是处在中西的“对峙”状态。就是具体的历史背景和政治状况，中日也有很大的差异。有学者已经指出，尽管在东西交往中，诸如外交孤立、被动通商、签定不平等条约、开始开关通商时有反外仇洋案件、接受西洋从器物技能模仿开始等方面，中日双方差不多，但是，引起的回应策略和接受心情却很不一样。一直处于朝贡体制中心的、有自己历史传统的中国，从“西学源于中国”、“中体西用”到“全盘西化”，走得如此艰难，然而，没有传统的中心观念和主体文化的日本，“在实用主义的观点下，对于西方的事物绝少坚执不拔的成见”。这一点似乎很清楚，比如对于所谓“文明”、“教养”的模仿，在中国要到19世纪末以后才风行，而全面向西转，在中国其实要到中日战争以后，即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开始，然而，日本却很早就已经开始“醉心的追随”和“全面的模仿”。这是什么原因？同样是“开国”，同样是“向西转”，给人的印象是，在日本，可以采纳任何可以有助于富强与开化的西学，他们仿佛试穿各种时装，穿一件脱一件好像很容易，而中国则仿佛穿惯了长袍马褂，总觉得衣冠象征着文化，穿了西装不仅是很不自在，而且好像还意味着“丧尽门面”。
    因此，在近代，亚洲各国对“民族”与“世界”的态度就有相当微妙的差异。本来，在进入全球的近代过程中，如何保持和伸张国家的独立权力，凸显自己的历史传统与文化意味，不至于沦为殖民地，就是一个大问题，因此在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之间，始终是亚洲国家的思想史困境，这就是通常所谓的“启蒙”与“救亡”之争。但是，尽管当时的日本、朝鲜与中国，都一样面对这一困境（注：福泽谕吉在1879年刊的《民情一新》中，就相当深刻地说到这种两难选择，参看丸山真男《福泽谕吉与日本近代化》，中文本原作者序，第9页。），不过它们在建构近代型民族国家的历史、现实与文化时的基础是不一样的。对于日本来说，它是在西方压力下，从本来的朝贡体制中强行编入新世界秩序的，所以，它的问题是，一方面要在西方强权的压迫下获得独立主权国的地位，另一方面要从“天下华夷”的观念中解脱出来，并将中国确立为一个平等的、甚至是弱者的“他者”；一方面要从历史上来自中国的文化笼罩下挣脱出来，重新建构日本文化的独特性和主体性，另一方面又要在超越中国的姿态下重新确立日本文化的强势地位。而朝鲜则非常复杂，它同时面对的是西方、中国和日本，它要在这三种不同的强势文化影响下，重新确立民族国家的位置和民族文化的个性，因此在朝鲜近代思想史中，进入世界的近代格局，与反抗殖民主义的民族传统复活是连在一起的，它的“救亡”与“启蒙”的表现与日本和中国都不一样。然而，对于中国来说，虽然它与日本一样，是在西方的压力下被强行编入新世界秩序的，但是它的思想处境是，一方面要应付的是外在的西方强权，并从其压迫下获得独立主权国的地位，这一点与日本相同，另一方面又要与内在的，即中国中心的天下主义脱离，并承认一个万国并峙的世界新秩序。可是，由于自古以来“天下主义”的阴影笼罩，中国不仅很容易从争取国家独立，一下子跨越到追求大国精神，而且很容易因为大国地位的丧失，激起强烈的情绪反弹。众所周知的是，由于中国受到东洋和西洋的压迫，在连《万国公法》中的主权和平等都享受不到的情况下，20世纪便激起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
    尽管同样在东亚，尽管同样面对西方，历史、文化与传统不同，位置与心情也不同的朝鲜、日本和中国，思想史的进程怎么会一样呢？思想史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又怎么可能一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