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事实上，即便在普遍的理性主义占主导地位的中世纪盛期，也一直存在着一股追求个体的自主的理性的潜流。正如论者所言，12世纪的哲学家有一种大无畏的创新精神。（注：C.沃伦·霍莱斯特：《欧洲中世纪简史》，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17页。）此种精神体现在对传统的反叛、对旧的神学权威的重新审视、对个人理性思考的提倡上。这与12世纪西方社会的蓬勃发展、文化知识的复兴、宗教虔信的演进是密切相关的。而古希腊与阿拉伯科学和哲学的重新输入则给此种精神在西方的出现以极大的刺激。
    英国著名翻译家巴斯的阿得拉德（Adelard of Bath，活跃于1116-1142年）就因接触到阿拉伯人的科学而成为一位富于理性思想的人。在其名著《自然之问题》中，他以对话体的形式表达了他的看法：“我难以与你（指他的侄子--译者）讨论动物，因为我是在理性的指导下，从阿拉伯老师那里学习这些知识的，而你却为权威的夸耀所俘虏，被人用缰绳牵着走。因为我们应称权威是一根缰绳外，还能称它为什么呢？确实，正如野性难驯的动物被你用一根缰绳牵到你所喜欢的任何一个地方一样，它们并没有被告知要去何处或为什么要去何处。它们所看到的只是牵引它们的缰绳，而且也只是跟着缰绳走。因而，作家们的权威将你们当中的许多人引入--为动物一般的轻信所劫持和束缚--危险之中……理性被赋予给了每个人，使他们能够区分真假，充当首要的评判者。因为假如理性不是普遍的评判准则，那么它赋予我们每个人就是徒劳无益的……事实上，据我的判断，应避开权威。但我也明确断言，我们首先应当去寻求任何事物的理性，然后当我们发现一个权威时，我们可以再将权威加上。权威自身并不能使一位哲学家相信任何事物，也不应为此目的去引证权威。”（注：Marvin Perry,Joseph R.Peden and Theodore H.Von Laue,eds.,Sources of the Western Tradition,Houghton Mafflin Company,1991,pp.248-249.）阿得拉德的这种将理性看作是评判事物之首要准则以及反对迷信权威的大胆精神确乎是一种追求个体的自主的理性之精神的体现。
    与阿得拉德同时代的比埃尔·阿倍拉德则提倡一种怀疑精神。他主张收集前人的有关著述，并对之加以研究，以便获得真理。他论道：“通过搜集一些明显不同的观点，我期望激发青年读者去推动自己达至追求真理的境界。这样，他的才智就会因他的调查研究而变得敏锐起来。正是通过怀疑，我们才会去调查研究，而通过调查研究，我们可以认识真理。”（注：Marvin Perry,Joseph R.Peden and Theodore H.Von Laue,eds.,Sources of the Western Tradition,pp.250-251.）这种不囿于旧说，主张用怀疑的眼光、通过亲自的调查研究去重新审视前人观点，以便获得真理的做法无疑是一种理性主义的认知精神。阿氏被看作是12世纪最富有创新精神的唯理论者。他的这种创新精神恰恰在于他大胆地运用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可以说，正是亚氏之学说在他头脑中撞击出了怀疑的理性主义火花。
    阿倍拉德的弟子索莱兹伯里的约翰是一位颇有修养的逻辑学家。他极力倡导对人文学科的研究，并对希腊人的自由精神表现出由衷的崇敬之情。他讲道：“有许多种艺术，而那些首要的能对从事哲学思考的人们的自然能力提供帮助的则是自由艺术……据说，自由艺术在我们的祖先--他们勤奋地研习它们--那儿变得极为有效。以至于他们使自己去理解所阅读的所有东西，去提高他们对所有事物的理解力，并授权给他们去解开所有能解决的问题的症结……它们被称做‘艺术’，是因为它们能够增强人们理解智慧之路的才智……它们被称做‘自由的’，这或者是因为古人仔细地让他们的孩子接受此种教育，或者是因为他们的目标就是去实现人的自由。这样，由于无忧无虑，他们就可能使自己献身于智慧。它们甚至时常将我们从物质需要的烦忧中解放出来，因而人们的思想便有可能始终有更多的自由用于哲学思考。”（注：Marvin Perry,Joseph R.Peden and Theodore H.Von Laue,eds.,Sources of the Western Tradition,pp.255-256.）约翰的这些言论正表达了他对人文主义和理性精神的向往和追求。
    圣威克多的理查在论及“三位一体”的问题时就坦白地讲道：“在遗教父的著作中无从发现可供我们表证的资料，我说的表证，不是指由《圣经》引出的证言，却是由理性来的证据。”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认为有必要从头做起，“那耽搁了巴阑旅行的那双驴子不知如何地在催促我叫我再从起点出发前行”，他要为“寻求我主的慈颜而喜悦”，即使“寻了他而从未见到他，拜问了他而未得到他的回答”。（注：理查：《三位一体论》，第三篇第一章。转引自《中世纪基督教思想家文选》，基督教文艺出版社（香港）1990年10月再版。）这种为了获得理性之证明而不断去追求的态度确乎是一种理智的探索精神。
    在整个12世纪，这种蔑视权威、提倡怀疑主义和自由思考的个体的自主的理性主义精神在青年学子中间十分流行。索莱兹伯里的约翰曾对他当时所在的沙特尔学校的教师和学生的思想状况做过生动的描绘：
    他们四处高喊：这头老驴要到何方？为什么他老是谈论古人的言行？我们自有内部的信息；我们青年人要自学。我们不愿接受那些过时的信条。我们会不厌其烦地去追随希腊人所拥有的并为罗马人所崇敬的那些作家的箴言。
    我居住在彼提特·庞特--一位在艺术上有创新的作家--的旁边，我以做出自己的发现为荣。我敢说，我的先驱们所教给的而亲爱的青年人还不了解的东西则是我自己思想的后裔。学子们所崇拜的一则信条环绕着我，相信我惊人的表白是千真万确的。（注：Marjorie Rowling,Everyday Life in Medieval Times,New York,1968,p.143.）
    从约翰的这一描绘中，我们可以看出，许多教师与学生也厌烦了诵读古代教父的遗训，并蔑称那些守旧的先辈为“老驴”。他们渴望的是新奇的古典作家，尤其是古希腊作家的著作。他们崇敬的是那些在人文学科上富于创新的先生。他们引以为荣的则是自己做出的新发现。这种勇于探求新知的精神反映了中世纪盛期西方人的那种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也是古典文化与外来文化的涌入在西方思想界所引起的一种回响。正是这种精神的出现才为冲破旧有权威，广泛引进新思想开辟了道路。舍此，中世纪的思想便无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