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伴随着普遍理性的确立，一些新的权威也逐渐被树立起来，如神学权威托马斯、医学领域中的盖伦、天文学领域中的托勒密等。这些新的理性化的权威则又逐渐成为人类思想与科学发展的障碍，因而“在中世纪对理性的过度重视的看法被打倒之前，科学一直没有办法发展”（注：R.E.克洛克：《科学与基督教信仰》，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3年版，第32页。）。于是一股反托马斯主义的潮流自13世纪之后便变得日益强大，从而成为中世纪哲学与科学向近代哲学与科学过渡的一种巨大推动力量。
    这股反托马斯主义的潮流来自于三个不同的方面。其一是亚里士多德主义内部的激进派，即拉丁阿维罗伊主义。其二是新奥古斯丁主义者，主要是圣芳济各会的成员。其三是来自于自然科学的发展。
    拉丁阿维罗伊主义是阿拉伯哲学家伊本·鲁士德（他的拉丁文名为Averroe）哲学在拉丁西方世界的翻版。他的哲学成就奠定在他对亚里士多德著作的详尽评注上。鲁士德的哲学在穆斯林世界遭到了强烈抵制，但在欧洲却拥有众多的拥护者，从而形成了“拉丁阿维罗伊主义”。他的有关亚里士多德著作之评注的阿拉伯原文大部分已佚失，但其拉丁文译本却完整地流传下来。因此，罗素先生论曰：“在回教哲学里他是个终结；但在基督教哲学里他却是个开端。”（注：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520页。）伊本·鲁士德通过研究亚氏的哲学而提出了“双重真理”的学说。他认为，真理有二种，一为理性真理，一为天启真理。前者通过人的理性智能而获得，后者则通过信仰而获得。虽然他的“双重真理说”实际上并未将哲学真理和神学真理看作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甚至是相互抵触的真理，但他确实把哲学真理看作是一种高于神学真理的真理。在信仰至上的伊斯兰教世界，他的这一学说无疑是不合时宜的，因而遭到了正统的神学家们的反对与抵制。尤其是在人类灵魂问题上，他打着亚里士多德的旗帜，认为人的理智灵魂是全人类统一的。亚里士多德本人及其阿拉伯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者通常将心灵（mind）分为三种不同的东西：其一是作为内省对象的心灵或称之为想像或幻想；其二是作为观念的仓库和掌握思维技巧之场所的心灵，称之为接受理智（passive or subjective intellect）；其三是作为从感觉经验中抽象出理智认识能力的心灵，称之为主动理智（active intellect）。但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这三者间的关系实际上是模糊不清的，而伊本·西那主张，主动理智是全人类统一的，鲁士德则更进一步提出，不仅主动理智，而且接受理智也是全人类统一的。这样，伊本·鲁士德就以人类理智的不朽取代了人类灵魂的不朽。鲁士德的学说最初通过斯科特介绍到西方，同时在西方犹太人中间则通过迈蒙尼德的介绍而得以传布。如拉丁阿维罗伊主义的杰出代表布拉邦特的西格尔就大胆谴责大阿尔伯特及其弟子托马斯·阿奎那的学说是对亚里士多德原义的误解，并指出理性与信仰是不可能和谐共存的。（注：George Sarton,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Science,vol.Ⅱ，partⅡ，New York,1975,p.945.但丁在《神曲》中却将异端的西格尔放置于天国之中加以赞颂，而西格尔的声誉也主要是由于但丁的宣扬才提高的。）拉丁阿维罗伊主义者被教会视为异端，但它在拉丁基督教世界却一直是一个有影响力的派别。他们在巴黎大学和意大利北部的比萨、帕多瓦、威尼斯等地十分活跃。一位学者谈道：“在上层的威尼斯人当中，它（指阿维罗伊主义--译者）是如此地流行，以至于每一位绅士都感到不能不信仰它。”（注：John William Draper,History of the Conflict Between Religion and Science,New York,1921,p.151.）至14世纪，西格尔的继承者日益走向极端，成为彻底的宗教怀疑论者，如詹顿的约翰“对他认为和理性观念对立的基督教教义，不放过任何巧妙作弄的机会”（注：C.沃伦·霍莱斯特：《欧洲中世纪简史》，第310页。）。阿维罗伊所创始的这场理智运动则为西方人走向近代理性主义打开了一个突破口。正如论者所言：“阿维罗伊主义直到近代实验科学产生之前一直是欧洲思想中一个有活力的因素。”（注：Thomas Arnold and Alfred Guillaume,eds.,The Legacy of Islam,p.257.）尤其是它将理性与信仰分离，从而赋予理性与哲学以独立之地位的做法则必然导致对传统基督教权威和正统神学的否定。
    圣芳济各会的成员大多是奥古斯丁主义者。虽然奥古斯丁主义也是对柏拉图等古典哲学加以吸收和改造的产物，但是它在对待柏拉图学说上采取的是利用的政策，即是说它只用柏拉图学说作为其神学教条的注脚，而未对之作出阐释。因此，它当然也就坚决反对任何全面和系统吸收亚里士多德学说的做法。然而，伴随着亚里士多德学说在整个西欧思想界的广泛而深入的传播，该派在后来也逐渐放弃原来所固守的原则，转而有所保留地去吸收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并最终导致富有创新精神的斯各脱主义的出现。邓斯·斯各脱曾就学于牛津大学，也是在此“学着热爱科学和憎恨托马斯主义”（注：George Sarton,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Science,vol.Ⅱ，partⅡ，p.697.）。斯各脱深受阿拉伯哲学家伊本·西那、迈蒙尼德、伊本·盖布里奥的影响，从而放弃了以前的奥古斯丁主义者将理性看作是从属于信仰的观点。他认为，“神学的对象是上帝的属性，但不证明上帝的存在；另一方面，形而上学证明上帝的存在，但不提供上帝属性的知识。”斯各脱关于形而上学与神学的区别“实际上是理性与信仰的区别”，故而有的学者称之“双重真理”。斯各脱的这一学说使理性从神学教条的束缚下得到解放，从而为自主理性的恢复、为思想自由的出现打开了一条通道。正如论者所言：“他的学说的实际效果却是淡化了神学对哲学的影响，削弱了神学的地位，开启了哲学非宗教化的过程。”（注：以上引文均见赵敦华：《基督教哲学1500年》，第468-469页。）14世纪英国的圣芳济各会修士奥卡姆的威廉的“双重真理说”显然是对斯各脱学说的继承与发展，“他（指斯各脱--译者）的反理性主义为哲学与神学的分离所作的准备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好后果，这一分离过程因14世纪的奥卡姆及奥卡姆主义者的努力而获得加速发展。”（注：George Sarton,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Science,vol.Ⅱ，partⅡ，p.968.萨顿在此所谓的“理性主义”自然是指普遍的理性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