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情况下，文艺界贯彻知识分子政策是很困难的。韩素音在记述周恩来同她谈知识分子问题时说：“显然，周谈论的是科学，而不是艺术和文化。整个谈话都回避了艺术和文化问题，后来我才懂得其中的道理。虽然文化部是他掌管的政府的一部分，并且在艺术家、作家、电影和戏剧名角中他也有很多朋友－－许多人常来串门，和他一起共进午餐－－但文化是社会制度中一个十分敏感的领域，与意识形态密切有关，因此共产党对此远比对科学更为关注。”
    作为一个外国作家她虽然观察有片面性，但也看到一些值得深思的现象。那就是长期以来，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上（特别是对从事社会科学、艺术文化工作的知识分子），党内存在着分歧，造成工作上不少损失。这方面的分歧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来愈明显，愈来愈激化。
    （二）
    知识分子会议以后，我随林默涵到南京、上海、杭州、苏州等地了解文艺界情况。这是我到中宣部文艺处后第一次去外地调查，所去的地方又是我未到过的江南名城，见到一些久已慕名的著名作家、艺术家，感到新鲜、兴奋。至今记忆犹新。
    在去南京的飞机上读到《人民日报》发表的苏联《共产党人》杂志专论《关于文学艺术中的典型问题》。这篇专论初看起来是讨论文艺典型的理论问题。但是，仔细推敲可以看出文章中透露出重大的政治信息。那就是不指名地批评了苏共十九次代表大会上马林柯夫政治报告中关于典型的论述。不久以前，我国文艺界还在学习马林柯夫报告中“典型是党性在现实主义艺术中的表现的基本范围。典型问题任何时候都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的有关论点。这篇专论中则批评这些论点是“烦琐哲学的、错误的观点”。这显然预示着对斯大林亲自主持的十九次党代会上的某些观点的否定。这是继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对斯大林、日丹诺夫提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提出异议后的又一次挑战。这对敏感的文艺界不能不发生影响。
    到南京当天就见到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兼文联主席俞铭璜。在新四军里他被称为“苏中才子”。我曾读过他的一本通俗小册子《论新人生观》，留下很好的印象。六十年代他曾根据柯庆施的意见化名梁璧辉写过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江青在一次讲话中说：“对于那个‘有鬼无害论’，真正解决战斗的文章，是在上海请柯庆施同志帮助组织的，他是支持我们的。”这里指的就是俞铭璜化名写的《“有鬼无害”论》。就文章本身看，确实是当时同类文章中写得较有分量的。
    俞铭璜在南京比较关心文艺工作者，他对方之等青年作者很爱护。对彭柏山因为与胡风有关系受到审查有不同看法。那次谈话，他对文艺界肃反表现了忧虑情绪。他说，宣传部长没有时间看作品，管文艺有困难。文艺处的干部大部时间搞政治运动。这次内部肃反原创作组人员有七八个人关进监狱，占总数的三分之二。肃反后搜集反映，大家都不敢讲话。他特别关心青年作者的培养，介绍了一些新作家，他说写作水平比较高的有九十多人。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徐进和文艺处长艾煊详细介绍了江苏省的文艺情况和今后的工作安排。随后分别召开了文学、艺术工作者两个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陈瘦竹、叶至诚、杨丹平、孙望、施子扬、章品镇、吴岫明、田夫、何枫等各方面的代表人物。所反映的问题主要是，创作条件差，没有写作时间，业余创作受歧视，发表的园地少，生活条件（住房、工资等困难）等方面的问题。他们对北京的报刊还提了一些意见。陈瘦竹谈到因为他关于《水浒》、《孔雀东南飞》的看法分别与冯雪峰、唐弢不同，受到批评。有的青年作者提到北京的刊物对地方作者不重视，在京发表作品困难等等。对于这些问题林默涵也讲了一些自己的看法。他特别讲到，北京的报刊并不代表中央。不能什么都以北京报刊上的意见为准。
    从南京乘火车去上海。林默涵是一九四八年由上海去香港后，第一次回上海。重返故地，换了人间，自然非常兴奋。给我讲了不少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两次在上海的故事。
    在上海第一个见到的是张春桥，他到车站来接。当时他正春风得意。中央已调他到《人民日报》任副总编辑。当时邓拓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在晋察冀时是张春桥的顶头上级，不知调张是否他的意思。张春桥正准备来京报到，被新上任的上海局书记柯庆施留下，担任上海局宣传部副部长（后来很快提为部长），主管新闻文艺工作，成为柯的智囊。当时上海主管文艺的几位老人，经几次运动，先后离沪。夏衍调京，黄源去浙，彭柏山、刘雪苇都因“胡风事件”受审查。正是张春桥施展能量的机会。
    张春桥上任后重新组织力量。他一眼看中了因批判胡风初露头角的姚文元。我想，在当时张春桥自己也许没有想到，后来在江青的支持下，他们成为一股强大的祸国殃民的帮派势力。
    在上海我随林默涵分别登门访问了巴金、靳以、许杰、贺绿汀、王若望、赖少其、杨嘉仁、谭扩真、沈柔坚等人，这些都是由吴强出面安排的。峻青、任斡来旅馆谈过。在一次活动中见到周而复，他请林在一个郊区别墅里玩了半天，在那里见到李伯钊。其间张春桥出面召集了一次工人作者座谈会，到会的有胡万春、费礼文、唐克新、福庚、郑成义等崭露头角的工人作者。
    记得巴金住的是一幢小花园洋房。我们去时他正带着一个小女孩在院子里玩。在他那里坐了一个多小时。巴老主要谈他的工作、写作环境很好。他带我们看了把一个小阳台改造成的书房。临别时顺便还参观了一下他的一楼藏书室。能见到我多年崇拜的作家，自然非常高兴。可惜我没有记录下他的讲话。
    贺绿汀当时是住在泰安路76弄一个小楼里。我们去时楼下不时传来琴声，可能子女们在练琴。贺很健谈，一开始就进入正题。他说：从延安时就有问题，除了搞秧歌以外，没有搞别的，音乐水平低。上海乐团两百多人，生活水平太低。吹铜管的不少得肺病，起码要保证他们的健康。原来，配音还可以有点钱，肃反以后又都要交公。
    他很生气地说：有人说我和胡风一样。
    他提出要制定鼓励创作和批评的各项制度。同时，他还对音协的工作提了不少意见。
    其他访问的对象大都住在复兴西路34号一幢比较高级的公寓里。访谈很省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