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党中央经过反复的研究，决定对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个人迷信问题公开表态。由陈伯达起草，毛泽东亲自作了很大修改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用《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发表。这篇文章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把斯大林的错误作为共产主义运动，无产阶级专政历史进程中的经验教训来考察。但是，当时很难想到接受这经验教训的过程是如此曲折和漫长。历史如此顽固地不改变自己的规律。这篇文章引起全世界的注意。连赫鲁晓夫本人在许多公开讲话中都用这个观点论述斯大林的功过。如我们熟知的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召集作家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斯大林“是一个忠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个忠诚的坚定的革命家”。“他的全部活动同我们国家的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实现密切联系着”。他说：“有些同志问道，如何对待我们的人所获得的斯大林奖金呢？我认为，应当以尊重的感情对待奖金，骄傲地佩戴斯大林奖金获得者的荣誉奖章。假如我获得过斯大林奖金，我就会戴着这个荣誉奖章。”他也知道历史是无法割断的，一个伟人的功绩是不能轻易否定的。
    为了及时地向中央反映二十大后苏联、东欧各国和世界新的思想文化动态，领导上让我找陈冰夷、叶水夫等专家，由他们组织力量搜集编译这方面的材料。有的在《世界文学参考资料》（内部刊物）上发表；有的整理成专题材料；有时根据领导意图提供有关材料。陈、叶等许多专家作了大量工作，后来还编了几十本各国新潮文学作品和有关理论著作，内部发行（称为“黄皮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些材料曾多次在中宣部召开的文艺工作会上印发，对当时开阔文艺界视野起了很大作用。我从中也获得很大的教益。
    当时整理的主要情况和问题有：
    一、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同意见的争论。这个问题首先是西蒙诺夫提出来的。斯大林逝世第二年（一九五四年）西蒙诺夫在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对斯大林提出由日丹诺夫发挥并写进全苏作协的会章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提出异议。他主张删去定义中“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的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一段话。他认为这段话使文学产生“无冲突论”、“粉饰现实”的倾向。从此，苏联围绕这个问题进行了长达二十多年的讨论。对我国文学界也有很大的影响。秦光阳的著名论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中全文转引了西蒙诺夫的话。二十大以后西蒙诺夫又写了《谈谈文学》更进一步批判斯大林，又引起苏联文学界的争论。肖洛霍夫甚至批评西蒙诺夫是在斯大林时期靠阿谀奉承登上作协领导的宝座。有人批评他是见风转舵的人。
    此后，许多理论家著书著文展开讨论，并多次召开座谈会进行探讨。比较多的理论家、作家倾向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一个灵活多变的体系”，“开放的体系”。
    二、苏共中央发出《关于纠正对歌剧〈伟大的友谊〉、〈波格丹·赫美尔尼茨基〉和〈全心全意〉的评价中的错误》的决议。年纪大一些的文艺工作者会清楚的记得苏联在一九四六年到四八年那次大规模的文艺批判运动，以及这次批判运动对我国文艺界的深远影响。
    事情是由《星》杂志发表左琴科的所谓诽谤苏联人民的小说《猴子历险记》和《列宁格勒》杂志发表阿赫玛托娃的被认为“空洞的、无视政治的诗作”而引起的。苏共中央作出《关于〈星〉与〈列宁格勒〉两杂志的决议》。决战中不仅严厉批评了这两个杂志和有关作家，还批评了苏联作协主席吉洪诺夫和列宁格勒市委。改组了两个杂志的领导。日丹诺夫作了措词严厉的长篇报告。一九四七年他又作了批评《西方哲学史》的报告。一九四八年苏共中央又对《伟大的友谊》等几部歌剧作出了类似关于《星》和《列宁格勒》那样的决议，同时还作了《关于剧场上演节目及改进方法的决议》，又批评了一批剧作，并加强了审查制度。
    这次苏共关于纠正对《伟大的友谊》等歌剧的错误评价中指出：“上述决议中（指一九四八年关于《伟大的友谊》的错误决议）的某些不正确的评价，反映了约·维·斯大林对个别艺术作品和创作的主观主义态度。”
    决议同时指出：“在中央一九四八年二月十日关于穆拉杰里的歌剧《伟大的友谊》的决议中，一方面正确的规定了苏联艺术在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的道路上发展的方向，并且对音乐中错误的形式主义的倾向作了公正的批评，但是同时也对一些有才能的苏联作曲家的创作进行了不公正的和没有理由的尖锐指责，而这是个人迷信时期所特有的不良现象。”
    不知为什么苏联对《星》和《列宁格勒》杂志的批评一直没有平反。直到八十年代我到苏联还看到他们有些人准备纪念日丹诺夫讲话发表四十周年，后来就没有消息。
    三、重印斯大林时期停印和禁止出版的文学作品。记得较早的是由爱伦堡作序的《茨维塔那娃诗集》，这位早逝的青年女诗人一本小小诗集的出版引起我国和东欧国家很大的注意。我从小喜爱俄罗斯和苏联诗歌，但惭愧的是不知道这位女诗人的名字。当时读到爱伦堡的序言和有关材料，却对这位女诗人充满感情，为她悲惨的命运而心动。一位六岁就开始写诗，十八岁就出版诗集的才华横溢的女诗人，她的诗曾受到同辈诗人、作家的称赞，得到读者的欢迎。肖斯特柯维奇曾多次为之谱曲。她爱祖国，却得不到理解，没有起码的生活条件，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绕梁自尽。她自杀时让自己的儿子找到爸爸，但她哪里知道不在身边的丈夫已被处决。在茨维塔那娃去世近十六年以后爱伦堡为她的诗集作序，仍然受到严厉地谴责。现在她的诗集《致一百年以后的你》正是她诞生一百年以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类文学现象是颇值得研究的。
    四、提出反“无冲突论”（斯大林时期就提出过），“干预生活”，表现生活中的复杂矛盾斗争，写“战壕里的真实”，写普通人，“非英雄化”等口号。从新的视角反映现实生活，表现战争题材。相继出现了一批这类作品。如肖洛霍夫的小说《一个人的遭遇》和丘赫拉依等人拍摄的影片《晴朗的天空》、《士兵之歌》；奥维奇金的《区里的日常生活》，田德里雅科夫的《路上的洼坑》，尼古拉耶娃的《拖拉机站长与总农艺师》。这部中篇小说引起我国特别的注意，团中央发文件要求青年阅读，并号召向书中的主人公娜斯佳学习。
    这时，奥维奇金到我国访问，引起文艺界很大的注意。当时刘宾雁陪同并作翻译。“干预生活”的口号也被我国文艺界所接受。
    五、第四代作家的出现。这批作家大都是斯大林逝世后，在二十大精神影响下开始创作的。如我们熟知的叶甫杜申科、阿克肖诺夫、卡扎柯娃等。特别值得注意，引起世界文坛轰动的是索尔仁尼琴，他写的表现苏联劳改营生活的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是由赫鲁晓夫批准出版的，一九七O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一九七四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宣布剥夺其苏联国籍，驱逐出国。现在俄罗斯官方又多次请他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