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是个别交谈，各谈各的，内容比较分散。谈的比较多的问题是：一、对上海过去的老领导有些意见，觉得抓的不力。不善于组织大家的力量，只依靠几个熟人。二是对“胡风事件”有不同的看法。访问的人中有几个因“胡风事件”受到不同的牵连，如吴强、王若望。王若望（他当时在编《文艺月报》）反映，在刊物上发表过文章的业余作者在本单位许多变成第一肃反对象。有一个工人作者投稿，给他回信的人是胡风分子，这个作者就被审查。三是反映了上海文艺界内部（特别是各文艺单位领导意见）有不少分歧。我当时总的印象是上海文艺界情况很复杂。但由于时间的关系没有再深入调查。
    由上海到苏州住了一天。在那里听了宣传部长的汇报，他着重介绍了评弹艺术的继承发展。还谈了几位活着的“礼拜六”派作家的情况。晚上见到当时的青年作家陆文夫、陈鸣树、腾凤章。年前我协助林默涵编《短篇小说集》刚入选了陆文夫的小说《荣誉》，对他特别注意。他谈了他成长的过程和正在进行写作的情况。他当时在市里的报社工作。一九五五年开始写东西，都是利用业余时间，一年写了九万多字，大都在上海的《文艺月报》发表。他说，创作条件很好，领导上很支持，生活上、政治上都很照顾。要写的材料很多，只是选择典型有些困难。希望多组织青年作者交流经验。报刊上多发表些指导创作的文章。这次见面以后再未见到陆文夫。时隔二十多年几经劫难之后，一九七三年我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七九年召开中长篇小说创作座谈会邀他参加。从此，他成了出版社重点约稿对象，多次见面、交谈，我未提起那次会面。
    （三）
    从上海、南京等地回京，我参加中国作家协会关于第二次理事扩大会议、省市文艺处长会议、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和下半年召开的文学期刊编辑会议的筹备工作。因为我当时分工是协助领导与作协联系，所以列席他们的党组、书记处等有关领导的会议。
    这两个会议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召开的：一、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高潮和农村社会主义高潮的出现；二、全国知识分子会议的召开；三、一批新人新作的涌现；四、一九五五年“胡风事件”、“丁、陈问题”的复杂影响；五、理论批评的简单化和创作上公式化概念化引起的关注。此外，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文艺界一些变化对我们的影响（苏共二十大以后其影响更大，后面我要提到），如关于典型问题，爱伦堡等人的理论和创作在我国传播等等。
    会议于二月二十七日召开（正巧在这一天，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闭幕）。茅盾作《开幕词》，周扬作了题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学任务》的报告。茅盾、老舍、刘白羽分别作了《培养新生力量，扩大文学队伍》、《关于兄弟民族文学工作》、《为繁荣文学创作而奋斗》的报告。陈荒煤、唐濯分别作了《为繁荣电影剧本创作而奋斗》、《关于两年来反映农村生活的小说》的补充报告。巴金、艾青、曹禺、臧克家、柳青、巴人、吴伯箫、徐迟、陈其通、、于黑丁、魏巍、谷峪（当时他写的小说《新事新办》受到茅盾等人的热情称赞）、李准、峻青、许杰等作了大会发言。
    由于这次会议的特殊历史背景，党中央对这次会议非常重视。三月二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康生接见了与会理事。以毛泽东为首接见一次作协理事会的代表，这是唯一一次。三月三日陈毅作了发展文艺创作问题的报告。周恩来、陈毅多次参加会议的活动，出席会议期间的联欢会，同与会代表亲切交谈。周、陈对文艺界的关心是文艺界人所共知的。有一次在谈诗歌的小会上，陈毅说，我一生就想成为作家、诗人，结果当兵打仗，当了将军。郭沫若说，我一生就想当将军，结果当了作家。周恩来风趣地说，我想写诗，写了一首，送给陈老总看看，他说，这不是诗，我再也不敢写诗了。
    传媒也非常重视这次会议的报道。《人民日报》为会议开幕在头版发表了消息，并发了《一年来我国作家创作许多新作品》的介绍文章。连续发表了周扬、茅盾、老舍的报告和大部分大会发言。不断报道大会的活动。《文艺报》集中发表了会议的所有报告和发言，并发了社论。人民文学出版社及时出版了《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议（扩大）报告发言集》。
    这次会议的中心主题是克服文艺创作上的公式化、概念化。在会议筹备过程的一些小会上，周扬和文艺界其他领导人对文艺创作中公式化概念化的现象都表示了不满和忧虑。有一次在谈及创作中有种种框框条条的清规戒律时，周扬说：不要搞的真像胡风所说的像中世纪一样。何其芳说他在精力不好时听音乐、看古典作品，看当代作品要精力最充沛才行。周扬在大会报告中反复论述了公式化、概念化的危害及其产生的根源。陈毅的报告和与会者的发言也从不同的角度批评了创作中的这种倾向。但是，由于当时的政治和文艺环境没有能真正找到问题要害和产生的根源，总是停留在指责作家缺乏对现实生活的深入认识，缺乏艺术概括能力，缺乏政治上和艺术上的勇气等等。
    我有些不解的是，周扬在报告中特别提出反对自然主义倾向。从当时的创作情况和作家评论家的意见看，谈不上存在着自然主义倾向。对周扬特意以李古北的小说《不能这样活下去》作为典型例子我尤其觉得奇怪。会前我协助林默涵编《短篇小说选》时刚刚选了李古北的《农村奇事》。林交给我这篇作品时说：“这是乔木同志推荐的。”在选集序言中还特别加了一段称赞这篇作品的话。会后，陆定一多次说过：反什么自然主义？管他的。我不知道对这个问题，几个领导之间有什么不同的意见。
    三月五日刘少奇特意接见周扬、刘白羽。就我的印象刘少奇很少对文学工作发表意见（虽然是在三十年代他化名莫文华写过《我观这次文艺论战的意义》一文，就两个口号之争发表过意见，但在解放以后单独接见周扬等人谈文艺问题，这是唯一的一次）。这次接见他比较有准备地谈了自己对当时文艺工作的意见。他说：现在对文艺批评太多了，特别是口头批评和品头评足太多了，这一点应引起注意。他对政治上干涉过多、粗暴，进行了批评。他说：“以后遇到这种干涉的时候，没有正式文件，就可以当作个别人的意见，可以不听。”他还特别强调作家的文化修养。提出要充分重视编辑工作，认为“编辑是一种高级创作”。他提出建立文学基金。周扬、刘白羽回来后很兴奋，立即向代表们作了传达。
    也许由于这次会议背景和内容的关系，文化大革命中被作为文学界的一次修正主义会议批判。刘少奇的讲话也被作为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被列入各种大事记。粉碎“四人帮”后，找出这篇讲话的记录稿，以《关于作家的修养等问题》为题编入《刘少奇文集》（下卷），专门列了个小题目：《关于党、政府和负责同志对作品的批评以及作家怎样对待这些批评》，阐述了他当时对文艺批评的态度。
    与作协理事会同时召开了省市文艺处长会议。以上两个会议都给中央写了报告由中央转发各省市党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