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可以这样修改，请和周扬、袁水拍、何其芳等同志商量一下。
    记得在讨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报告，提到批判俞平伯时，何其芳很激动，发言急促得有些口吃。他说：说我们作了俘虏（指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说“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我们没有作俘虏，也没有投降，各人有自己的学术观点。说俞平伯垄断古籍，我作为文学所所长，保证没有这样的事。他那次发言，给我留下何其芳敢于直言的深刻印象。他在我这样的晚辈面前，非常平易，像同他们同辈一样与我们讨论问题，使我感到亲切。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仅仅八个字的指导方针，从酝酿到提出经过这么多的复杂过程，至于付诸实践以至行成一个时代的大气候，恐怕需要更多的时间和代价，但愿时间短些，代价少些。
    （六）
    迎着“双百”春风，争先开放的是周恩来总理大力扶持的南昆《十五贯》。日理万机的总理在百忙中总是以很大的精力关注着文艺事业和文艺工作者。他对《十五贯》的扶持，当然不是对一个戏的个人爱好，而是着眼于党的方针的贯彻执行。他总是利用机会打破文艺界的沉闷气氛。
    由于周恩来总理的提倡、宣传，毛泽东、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先后观看了《十五贯》。这个时期中南海怀仁堂经常传出《十五贯》演出的锣鼓声。近水楼台，我们也有机会同这些党与国家领导人一起欣赏这个精彩节目。我两次看《十五贯》，可巧，一次是毛泽东来看演出，另一次是刘少奇。同他们同坐一个剧场，又离得很近，自然是由衷的高兴。但是，那时他们进场，既没有全体起立欢呼，更没有高喊什么“万寿无疆”，也没有人鼓掌。我对“文化大革命”中早请示晚汇报是很不理解的。
    毛泽东看了《十五贯》后，从政治上给了充分的肯定，他说：这是个反官僚主义的好戏，戏里边那些形象我们这里很多，那些人现在还活着，比如过于执，在中国可以找出几百个来。他同时建议选一些类似题材的作品给办案的人学习。我记得后来选了《聊斋》中的《席方平》等印成小册子，发到各单位。鼓励大家像席方平那样不怕刀锯炮烙，勇于同黑暗势力作斗争。
    周总理这时正在忙于组织科学界制定规划。利用空隙多次看了演出并参加了座谈会，作了两次系统的讲话。当时一有机会他就要讲《十五贯》。他说：“《十五贯》的演出复活了昆曲，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奠定了基础。”“为进一步贯彻执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他说：“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人民日报》用这句话为题发表了社论）。他针对当时有些人在创作方法上简单化的理论提出批评。他说：“有人认为，历史题材教育意义小，现代题材教育意义大。（江青一直持这种看法，并到处宣扬－－作者注）我看不见得，要看剧本如何。”“《十五贯》一针见血地讽刺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是成功的。”“现代戏没有一个能这样深刻地批判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他风趣地说：“如戏中这样表现，况钟去见周忱，周忱不见，况钟击鼓，他就不敢不见了。我们国务院，人民群众要见我们，有的也难见。况钟把金印拿出来周忱不敢接受。击鼓、退印，这就是况钟对付周忱的办法。”“目前我们保卫首长的某些办法是有缺点的，老百姓想见做‘官’的人多难啊！”
    当时，一时间，全国争谈《十五贯》。老舍带头将它改为京剧，有不少剧种移植。文艺界不少人写文章，从不同角度论述这个戏的成就及其实际意义。况钟走进人们的生活，成为人们讨论的人物。巴人著名的杂文《况钟的笔》就是由此而写的。联想起来，况钟颇似他的同朝人海瑞，为读者所熟知。只不过况钟的命运比海瑞略好一些，没有受到“文化大革命”的灭顶之灾，只是在“反右”时株连了不少想敲一下鼓边的他的晚辈。
    七、八月份，关于中西音乐有一次小小的“争鸣”，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在全国音乐周筹备期间，《人民日报》七月十四日发表了陈沂（当时是总政文化部长）的《音乐舞蹈的民族形式》一文，提出：“目前，在我们有些音乐、舞蹈创作中，存在着一种不好的现象，这就是中西混杂、不中不西、看不出民族特色。”他指出这是个发展方向问题。音乐批评家李凌就此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在文章中说：“有的批评家对音乐风格的‘不中不西’表示深恶痛绝。‘不中不西’就是不全像中国，也不全像西方。换句话说就是‘又中又西’，这是创作新的民族音乐形式难以避免的情形。”后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程云等人的文章各述己见。发表的文章不多，但双方争论很激烈。周扬为此召集过几次会议，在会上不同意见的双方发言时都很激动。适逢音乐周开幕各省市音乐工作者代表和音协理事齐集北京，会议上又引起很大的争论。为此周恩来也多次发表意见。
    八月二十四日音乐周闭幕前夕，毛泽东、朱德、陈云、康生、林伯渠、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与会代表。接见后毛泽东让音协负责人及其他有关人员留下，针对以上讨论发表了长篇讲话，系统地阐述了他对中西文化的看法。讲话中提到“不中不西”、“非驴非马”等都是双方争论时的用语。记得那天陈沂未参加接见，是临时打电话请他赶来的。
    后来在筹备编“毛选”五卷时，林默涵让我对照几个记录稿整理一下，我根据几个记录稿对讲话顺序和文字作了一些调整，删掉了个别人的姓名，经默涵再修改后送“毛选”编委会。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编辑出版的“毛选”五卷中没有收这篇讲话。我曾问参加编辑工作的一位负责同志，他表示很难回答。“四人帮”垮台后编《毛泽东著作选读》时才收录了这篇讲话。
    文艺界开始活跃起来。当年九月号《人民文学》杂志在头条发表了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编者加了充分肯定的按语向读者推荐。按语说：“我们期待这样尖锐的提出问题的、批评性的特写已经很久了。”（这正是这一个时期这类作品受到注意并引起争论的焦点）。六月号又发表了他的《本报内部消息》。同时还发表了他翻译的苏联作家奥维奇金提倡“干预生活”的论文。九月号发表了王蒙的《组织部来的青年人》，据作者说：这篇小说是受了苏联女作家尼古拉耶娃的《拖拉机站长与总农艺师》的影响。同期《人民文学》发表了秦兆阳（署名何直）的长篇论文《现实主义－－广阔道路》同全苏作家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西蒙诺夫一样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提出质疑。与此同时《长江文艺》杂志发表了周勃的与秦文观点相似的论文。从以上几篇作品、论文可以看出苏共二十大以后的苏联的文艺思潮对我国的影响。有的西方研究者－－如费正清认为我们“以苏联作品为样板”，“中国有些作家可与苏联《新世界》杂志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相比”。
    上海《文汇报》展开了《为什么好的国产影片这样少？》的讨论。中宣部与电影界联系的钟惦棐自然关心这个讨论。他先化名朱煮竹写了《为了前进》参加讨论。我记得他那篇文章的观点是为了前进就得适当地退步。也就是说多继承了三十年代电影创作的经验。后来他又写了《电影的锣鼓》，当时原拟以个人名义发表。送给领导看，领导上不同意他文章的观点。不久他调《文艺报》工作，即以《文艺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