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说唐人见到的二十卷本《敦煌实录》并非单纯的人物传记，而是具有双重性质，还有材料可以证明。就在《史通》中，当说到史书的作者评论（论赞）时，刘知几再一次提到刘昞，云：“《春秋左氏传》每有发论，假君子以称之。二传云公羊子、谷梁子，《史记》云太史公。既而班固曰赞，……刘昞曰奏，……其名万殊，其义一揆。必取便于时者，则总归论赞焉。”（14）它告诉我们，刘知几所见《敦煌实录》有论赞，是以“奏”字引出作者评论。所谓奏，一般指为臣向君主陈述意见。刘昞这样做，显然与后代史书中的“史臣曰”引出论赞相似，是作者身份的表示，是史官写出来首先要让君主看的国史或正史。如果仅仅是一部地方人物志，他不可能用“奏”的形式来发表评论。《晋书》卷五十八《凉武昭王李玄盛传》内容十分丰富，且有几处径录西凉奏表疏赋全文，但却无一处提到刘昞。这一情况说明撰史诸臣是以《敦煌实录》作为该篇最重要参考材料的，因为任何一位严肃的史家，都不会藉修史之机在史书中宣扬个人业绩的。
    《敦煌实录》二十卷本在唐宋间为一些类书、注文、著述所录引。清乾隆间，学者章宗源著《隋书经籍志考证》，卷四《敦煌实录》条，有其辑出的佚文16条。清儒张澍关心桑梓文化，著《续敦煌实录》，其卷首一卷，为刘昞《敦煌实录》的辑本，共辑出该书佚文17条。李鼎文先生点校《续敦煌实录》，又补辑2条。（15）由于各人引据之书不同，辑文略有出入，但章氏所辑皆见于点校本19条中。这些佚文，“蒲海”（言疆域地理）“李暠”“张衡”（此为敦煌人，非发明混天仪者）“侯子瑜”“侯瑾”（此人与上条非同一人）“张存”“童巽”“索苞”“索丞”“范固”“索充”“宋质直”“王琴”“王贤”“范游”“库成述”“库成伫”诸条皆为凉人凉事，仅“蛇见”（张焕事）、“周生烈”两条为前代敦煌人事，可见《敦煌实录》基本是当代人写的当代史。
    三实录一词，本非书名。西汉末扬雄著《法言·重黎》云：“或问《周官》，曰立事；《左氏》，曰品藻；太史迁，曰实录。”这是实录一词最早的出处。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赞》称：“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应劭注：“言其录事实。”则实录本指史家著史直录其事，不搀杂个人的好恶。用来论史书，则是对史家直笔品德的赞美。
    纵观古代史籍目录，以实录二字名书，最早为刘昞的《敦煌实录》。作者其所以用实录作为书名，很可能取扬雄等人所说的记史实事求是之意。因为十卷本的记史对象西凉国，其君主李暠与作者私交甚厚，自称实录，乃谓著该书时已排除个人感情之谓也。北凉统治者能对该书表示赏识，并选为向南朝宋皇帝进献的书籍，当亦与其记史实事求是有关。
    作为一种历史著作体裁，实录究竟起于何人何事？欧阳修在《崇文总目叙释·实录类》说：“实录起于唐世”。（16）南宋王应麟则认为：“实录起于萧梁，至唐而盛。杂取编年、纪传之法而为之，以备史官采录。”（17）当代学者大体皆宗王说，如《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分册》“实录”条即称：“最早有南朝梁周兴嗣撰《梁皇帝实录》，记梁武帝事；又有谢昊（一作吴）撰《梁皇帝实录》，记梁元帝事”云云。周兴嗣《梁书》卷四九有传，该传云：“周兴嗣，字思纂，陈郡项人。（天监）九年，除新安丞，秩满复为员外散骑侍郎，佐撰国史。十二年，迁给事中，撰史如故。普通二年（521）卒。 所撰《皇帝实录》……文集十卷。”《隋志》杂史类著录：“《梁皇帝实录》三卷，周兴嗣撰，记武帝事。”梁武帝于502-549年在位，由于作者逝世，该实录实际仅记载了梁武帝在位前半段的历史。谢昊的《梁皇帝实录》五卷，《隋志》云：“记元帝（552-555在位）事。”则梁人所撰实录，时间都在刘昞撰《敦煌实录》100年以后。梁之实录的体例究竟如何， 由于其皆已亡佚，似难说清。但梁时另有一书，名《梁太清实录》。《史通·杂说》自注云：“其王褒、庚信等事，又多见于……裴政《太清实录》。”“裴政《梁太清实录》称，元帝使王琛聘魏，长孙俭谓宇文曰：‘王琛眼睛全不转。’公曰：‘瞎眼奴痴人来，岂得怨我？’”这两条材料说明，梁代实录的主要内容还是记当时的人物，与十卷本《敦煌实录》的体例没有显著差别。既然体例相似，撰述时间又在其后，能否说梁朝诸实录系仿《敦煌实录》所作呢？回答应该是肯定的。这里关键的材料，就是前引《宋书》所述，元嘉十四年（437）北凉沮渠牧犍献给宋文帝的河西著作20种中，包括“《敦煌实录》十卷”。这部书在南朝各代肯定受到妥善收藏，所以才能被沈约（441-513）载录于488 年完成的《宋书》中。周兴嗣、谢昊与沈约年龄相差不大，并曾同事。《史通·古今正史》言：“梁史，（梁）武帝时，沈约与给事中周兴嗣、步兵校尉鲍行卿、秘书监谢昊相承撰录，已有百篇。”则周、谢二人肯定见过十卷本《敦煌实录》，仿其体例作书，也就是不言而喻的事了。